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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当下的艺术教育弊端丛生，诸多问题都被表面繁荣的假象所掩盖。目前，制约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在于艺术教育的权力化。“权力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来源于艺术学院本身；一个是直接的行政干预。从权力生效的条件上看，前者源于学院传统，属于内部权力话语的外化；后者体现为外部的行政干预，即借助行政管理之名将艺术教育官本位化。当然，这两股权力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现实的运行中，它们往往互为表里，相互依存。
具体而言，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博物馆、美术馆的公共艺术教育制度，中国的艺术教育大多是由艺术/美术学院来完成的。然而，艺术/美术学院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权力，所谓的“学院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将从教学到创作的各个环节标准化、系统化、教条化，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进而建立一套自足的评价体系。但是，评价体系的形成过程与艺术教育的权力化恰恰是同步发展的。一方面，艺术学院的存在需要建立一套自身的权力运作系统。不过，这种权力话语发端于艺术内部，属于艺术本体的范畴，但它常常以学院的创作传统、评价标准、审美规范的方式体现出来。正是由于艺术学院有自身的各种规范，因此，这些规范就可以转化成为一种话语权力。
当下，中国的当代艺术正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面临着艺术全球化的问题。我们的艺术教育同样需要与西方接轨，需要变革，但是变革就意味着围绕在艺术教育系统之上的整个权力系统需要打破和重组。而中国本土的艺术教育（仅仅从造型艺术领域看）与当代艺术的创作原则、价值取向几乎是脱节的。
实际上，在当下的艺术教育模式中，学生是否需要经历严格的学院式训练，尤其是接受长期的素描和色彩训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教学体系能使过去艺术教育中形成的权力话语找到得以稳定延续下去的“合法化”基础。在此，笔者不是去否定学生的写实训练与基础技能培训有其合理性，而是认为不能将上述训练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生效和运作的依据。因为不同的“写实”传统均可以通过各种变量，如造型、主题、色彩等因素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标准。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存在，艺术教育中的权力话语就无法找到隐藏自身的合法化外衣。如果不将技法、基本功问题作为评价系统的核心，那么，中国艺术教育界那些所谓的权威、专家，以及美术界的“大师”就将丧失他们的话语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艺术教育的滞后并不在于它是否选择“写实”或是否应走向“当代”，而是由于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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