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志亮
——读萨义德《东方学》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东方学》给我们呈现了一部西方如何认识东方的历史。文学、历史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暧昧状态成为这部历史的主旋律。萨义德整部著作都在描述一个问题，即一种特殊的观念体系，具体说来就是西方如何认识东方的观念体系。如果从考察萨义德研究对象的角度看，这一观念体系体现为西方自希腊以来的文学、历史、政治文件等文本描述东方的话语模式。西方研究东方的学问被称为东方学，也就是说萨义德的目的是批判性考察西方的“东方学”如何建构了东方的形象。萨义德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他对西方现在东方学的状况持否定态度，虽然他仅仅承认其内部已经发生的一些微小变化。所以他说道：“如果东方学知识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也正在于它可以使人们对知识……的堕落这一现象有所警惕，这种堕落也许比以前更甚”。[1] 在本书的一开始，萨义德就对东方的概念进行了限定，在这里的东方多指近东和中东地区（伊斯兰与阿拉伯）。
《东方学》一书分为三个部分。用萨义德的话说，“第一部分《东方学的范围》从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以及哲学主体和政治主题的角度为与这一论题有关的所有层面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2]在一部分中萨义德先用倒叙的方式研究了20世纪两位英国官员贝尔福和克罗默对埃及的认识，然后转而从古希腊和《圣经》文本入手概括了古代、近代东方学的概况。贝尔福和克罗默是传统东方学的受惠者，他们从那里获得了有关埃及的知识，并对埃及进行了有效统治。在他们看来，东方注定要受西方的统治，低西方一等。在“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这一部分，萨义德通过《伊利亚特》时代雅典的戏剧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祭司》考察了亚洲只是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欧洲之所以要对穆斯林、阿拉伯进行表述，是因为他们总是将这种表述视为控制可怕东方的一种方式，他们将默罕默德形容为“江湖骗子”[3]。东方学的观点从总体上说就是一种反经验主义的观点。在整本著作中，萨义德总是在强调东方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通过拿破仑对东方的征服得到了说明。拿破仑出征随行的就有众多东方学的专家。在第一部分的“危机”中，萨义德对东方学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其中涉及到“文本性态度”，并对东方学初始的两大特征定义为：1、东方在语言学上对欧洲有重要的意义，东方学家都是从语言学进入对东方的研究；2、对东方进行区分，将东方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整一的、具有鲜明独特性的对象。东方学的局限在于认为东方乃为西方而存在，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4]
第二章《东方学的结构和再结构》试图通过广泛的历史描述，同时通过对共同存在于重要的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著作中的策略和手段的描述，追述现代东方学的发展。[5]一开端便用福楼拜的《布瓦尔和白居谢》的例子说明了东方学的本质。它只不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复制，毫无创见可言，丝毫不关注现实经验。现代东方学来自于18世纪文化中的世俗化倾向——东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张超越了《圣经》规定的框架。萨西与赫南作为法国第一代和第二代东方学家，分别代表了东方学不同的发展方向。萨西的工作为东方学建立了一整套文本体系。萨西将各种东方的文献片段节选出来编辑成册，是这些片段构成了东方的全部。赫南主要从语言学领域进入对东方的研究。赫南通过语言学研究创造了闪米特人和闪语。他将闪米特人简化为一成不变的标本。
如果说萨西与赫南是远离东方场域的东方学家，那么另外一些作家这是通过居处（to reside）东方而对东方展开经验性的记录，他们是非东方学家。居处的非东方学家与文本式的东方学家之间结合，就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东方学权威。像这种非东方学家的居处者又被萨义德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从个人经验转变成了专业的东方学；第二种是置身于文学和非科学之列。萨义德主要讨论了第二种的三类作家：第一类以雷恩的《现代埃及风俗录》为代表，将东方的居处看做科学考察的形式，为专业东方学提供科学材料；第二类为伯顿的《麦地那和麦加朝圣记》，有些对东方的概括性断言偶然出现，但是并不影响个人风格；第三类是内瓦尔的《东方之旅》和福楼拜的小说，这些文本建立在个人美学之上。他们两位的作品从未用自我把东方吞噬掉，也没有将东方与东方的文本知识完全等同。但是，总之，三类都带有“自我中心的强力”[6]东方学将一群科学工作者从勇敢的旅行者和居处者个性的经验转变为非个人性的权威界定。
19世纪以来法国和英国对东方产生了不同的观念。对于英国来说，东方即是印度，是英国占领的一个现实区域，因此，他们的东方之旅必定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而法国殖民地的失落，使得法国人更多付诸于圣经所描述的过去或十字军的历史。
这部分关于文学作品和学术性著作的分析，说明了作者的意图，即任何关于东方的学术性和文学性写作从来就不自由，而是受形象、概念和意图的限制。
第三章《东方学的现状》研究的是1870年后英法东方学的现状，并概括了二战后东方学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萨义德在这一章主要陈述了“隐伏和显在的东方学”、“想象性视野”的概念。萨义德主要以马西农和吉勃的例子来说明法国和英国东方学的发展状况。法国人马西农将东方视为治疗西方的良药，从东方找回西方已经失落的精神。他的立场总是站在伊斯兰一边，但萨义德依然断定其对伊斯兰的概括与一般穆斯林的信仰不符。吉勃是英国东方学学术框架中的中心人物，其研究重是东方学在公众世界中的适用性。他对伊斯兰的概述建立在高度抽象的基础之上。二战以后，东方学的重心转至美国。在美国大众传媒中，阿拉伯人往往以邪恶、奸诈的形象出现，而这时的研究重点已经不再是语言学，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学角度的切入，文学文本逐渐被抛弃，语言的专业化已经不再重要。但是，美国依然延续了英法传统东方学的态度。萨义德认为1970年出版于英国的《剑桥伊斯兰史》体现了东方学的一个特征，即以宗教为主的叙事方式。在书的最后一部分“一切归结到伊斯兰”中，萨义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阿拉伯东方人的形象是负面的，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的对其加以研究”。萨义德给出的答案是“数量与生育能力”。
总之，东方学为什么能够胜利？是因为教育模式和消费模式。萨义德以阿拉伯国家为例，没有哪一家阿拉伯国家教育机构在研究阿拉伯方面可与牛津、哈佛、剑桥相抗衡；东方的消费更是可怕，它不仅消费美国的物质，而且消费者美国的意识形态。东方正在不自觉地参与了其自身东方化的过程。 --------------------------------------------------------------------------------
[1] 《东方学》，P422。
[2] 同上P33
[3] 同上P76.
[4]同上 P142
[5] 同上P33
[6] 同上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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