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郝青松
“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展览被宣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吕澎藉此证明他宣称的以市场化为策略的艺术合法化方式的胜利。在这个豪华展览和吕澎近期的访谈中暴露出很多问题，本文也藉此作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反思，这是今天最急迫的艺术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已经站在了又一个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反思涉及到对中国当代社会状态的正确认识，是盛世，还是最危险的时候？还涉及到在这种状态中艺术应该具有的功能和性质，艺术对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态度，以及当代艺术中重要的知识分子性问题。
吕澎在访谈中为自己的艺术市场策略辩护时否认知识分子性的艺术，认为今天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质疑知识分子性的虚无性。对社会真实状态的错误判断，直接影响到他对艺术问题的判断。过分迷信市场的作用，使他无视艺术精神性质的延续以及作为精神承担者的知识分子的力量。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首激愤人心的歌曲诞生于革命的年代，并在革命成功后成为新生民族国家的国歌。在其后的疯狂混乱年代中，国歌歌词轻易地遭到篡改，被用作政治粉饰的工具。直到终于有一天，幕落之后百废待兴，恢复了对“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醒。但是这种警醒也只有大约十年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从危机中走来的一代中国青年，满怀理想和开放意识，为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殚精竭虑，奋发图强。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日渐陷入到盛世主义的宣传和麻痹之中。及至今日危机频现时，又涌现出一批深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就是这样重新和五四接续在一起。五四运动，那个同样是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经过思想的洗礼一跃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名词的诞生，和1898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有关，它出现在当时《震旦报》的一篇宣言中。德雷福斯案震荡十年，针对军事法庭宣判一个无辜的犹太人出身的上尉军官叛国罪的事件，一些思想者与手握既定权力者孤军奋战，最终赢得胜利。知识分子是在维护真理、正义、自由、独立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所具有的价值理念逐渐成为一种普世理念，成为现代社会不断批判、反省和超越自身的内在动力。知识分子的属性固然具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别，理念却是惊人的一致。法国的左拉、中国的鲁迅、英国的萧伯纳、德国的阿伦特、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巴勒斯坦的萨义德、捷克的哈维尔……这些精神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无不是出现在“最危险的时候”，以不妥协的鲜明立场立身立言，并指引人民通向自由。甚至由此上溯到苏格拉底之死，他在法庭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千古回响：“我去赴死，你们去活。哪条路更好，只有天知道。”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是第一位知识分子，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古代雅典中央广场上的演说和辩论。但可叹的是，苏格拉底之死发生在堪称民主的古代雅典，更遑论在专制和强权面前的一代代知识分子，更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和真理前赴后继、死而后已。
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自然也不容乐观，但这就好像是一种坦然的宿命。坚持了一种理念和立场，必然要承担常人所不能。革命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发动并掀起的，但一旦革命成功之后，知识就不再被认作反抗的武器而是当作权力的工具，知识分子很快失去了自身的盟友。就像斯大林将知识分子送到古拉格去流放一样，“反右”开启了针对知识分子的魔盒，直至文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浩劫。20世纪80年代，“改革”似乎是又一次由知识分子发动的革命，他们再次和改革者合力站在一起。但知识分子的期望远远超过权力的控制，仅仅是十年，历史的宿命依然不能避免，一夜之间，80年代的理想和热情消弭于无形，知识分子们流亡天下。
中国现当代艺术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的复苏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它属于思想解放潮流的一部分，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同步。艺术自主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对政治民主的呼唤，当代艺术的社会属性呼应了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正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独立立场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属性。在以观念为主要特征的当代艺术中，精神性并没有因为大众波普文化的泛滥而消解，反而在消费文化的侵蚀中日益显现出一种特别的高度。当代艺术并不意味着对现代艺术中精英性质的完全颠覆，而着意于精英意识对大众文化的引导。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属性是经过大众文化反省的精英意识，具有深入历史的永恒理念，发自肺腑的心灵真实，以及敏锐的社会问题意识。历史理念、心灵真实、现实意识三者，整合成了完备的艺术观念架构。无论对于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还是艺术观众而言，这种具有知识分子立场的艺术理念都是理解当代艺术的重要基础。
中国当代艺术的知识分子性作为非常鲜明的独立立场，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又是一种方法论。当代艺术作为多元阐释的艺术形态，非常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知识分子性作为其内在的价值标准，是保障和修正当代艺术方向的重要因素。
在西方已经遭遇过的社会困境中，以艺术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面对了三重张力：与传统为敌，与工具理性为敌，与庸俗艺术为敌。当代中国，这种张力更突出地体现在艺术对工具理性和艺术庸俗性的否定上。
韦伯在对艺术功能的积极认识中指出，艺术作为文化现代性的最基本力量，恰恰提供了最有可能将人类从工具理性的铁笼中解救出来的力量。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全面的资本时代，针对社会危机的艺术救赎功能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今日中国是所谓的盛世时代，我们在经济奇迹的神话中上演一场场世界瞩目的庆典。喧嚣不绝于耳，颂词大行天下。但是，种种展现盛世主义的奇观无不充满了内在的荒唐悖论。一种危机正在急速增长，真正有关社会进步的公民空间步步萎缩，民生问题在新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已到行将崩溃的边缘，作为民族未来的新一代青年在权力和金钱编织的关系网中上行受阻，走投无路，更奢谈理想，知识改变命运的宣言遭到无情的嘲笑，全民处于精神紧张和扭曲的病态之中，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突发事件此起彼伏，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艺术当然不可能对此毫无反应，否则与犬儒无异。
与这个所谓盛世时代实则堕落时代相应的是艺术的庸俗化。犬儒艺术和艳俗艺术是今日庸俗艺术的两大样本。犬儒艺术风行于体制之中，粉饰现实，自甘充当政治工具，以殿堂为依托，行权益交换之实。吕澎谈到体制问题的时候认为必须与它妥协，否则无法做成什么事情。这种态度虽有其客观现实性，但吕澎进而认为，在体制面前持有独立立场的人大都是没有获得好处的年轻人，这种过分策略性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对青年最应具有的信仰和理想的漠视。其所谓现实性的策略其实就是以金钱行贿的机会主义。艳俗艺术显露出大众社会对拜金主义赤裸裸的趣味，当然也包括以市场为唯一指向的艺术趣味。和西方艺术比较，一个缺乏充分时间和能量过程的中国现代艺术史，碎片化的特征过于强烈，而在艺术纯粹性上的淬炼远远不够，这种精英主义精神性质的匮乏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软肋。因此，当工具理性和拜金主义微微扬起，无论是种压力还是诱惑，艺术就很容易低下了它的头颅，堕落到庸俗的对岸。庸俗艺术在对今天中国真实状态的判断上是丧失立场的，它完全迎合权贵阶层的审美需要，是近二十年来这个价值堕落时代的应声虫。
对市场力量的过分迷信已经使吕澎不能自觉对艺术价值判断的失准。吕澎有时也会强烈反对体制对艺术的工具性操控，他曾经认为蔡国强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是与国家主义的苟合，并在“改造历史”展览中排斥蔡的参加。但他在策划这个展览时又不可避免会利用和宣扬国家会议中心的政治属性，夸大金钱的行贿力量，以此作为艺术市场策略成功的证明。但另一方面他又对青年批评家们推举艺术家名单时的标准混乱表示不满，策略性的解释为背后存在着利益的驱使。究其根源，吕澎在1997年的《四十小结》中说：“开始懂得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真理以致唯一的真理十分难以论证，开始知道人生游戏有不同的规则关键是你参加哪种游戏……开始发现哈姆雷特对责任的焦虑在今天成为笑话……”这种貌似成熟的人生信条可谓典型的犬儒主义样本。与此相关的全民责任感沦陷带来的后果极其可怕，已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发生出来。今天必须对此进行反思。
在这个堕落时代，清醒的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人，他们孤独地倔强地站立在风中。当狂风暴雨肆虐时，愈加显现出他们独立精神的高尚和可贵。越在最危险的时候，越会出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而跟随庸俗时代起舞的已经沦陷的知识分子，在偏离精神指向的那一刻，就被逐出了知识分子的阵营。吕澎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蔑视，可能就来自这种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因此，在知识分子固有的对体制的独立态度之外，还有一个反对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自身。只有在对自身彻底和持续地反省之中，知识分子性才能真正确立。今天固然匮乏80年代的群情高涨，但更加深重的社会危机却催生出更具清醒意识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人数很少，但他们更有勇气。在近几年反响强烈的若干起公共知识分子集体参与的事件中，他们深切地关注社会变革，关心民生人权，为此不惜付出个体的自由作为代价。气节之慷慨，堪比百年之前谭嗣同之壮语：“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同样，在庸俗艺术的泥潭之中，知识分子性的当代艺术出污泥而不染，卓然独立。知识分子性的艺术站在堕落时代和庸俗艺术的对立面上。这种精神性是上世纪80年代时代精神的继承者，同时在今天社会危机和艺术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中得到强化。在对“改造历史”这一阶段性总结展览做出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当代艺术有可能进入精神重建的新时期。
“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展览的耗资和规模不可谓不大，操作不可谓不专业，但因其对艺术的精神性本质也即知识分子性的轻视，导致在当代艺术主题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如果不对此做出反思，它对当代艺术走向的误导将是致命的。被拜金主义内控的“改造历史”展览不会如吕澎所说是艺术合法化问题的句号，而应是艺术市场迷信方式的破产和句号。展览貌似体制和市场会师的盛宴，实则只是价值虚无的神话表演。在危机氛围中，二十年来国家和社会签订的合约即将破裂时，这一次中空的狂欢并没有反映出对历史转折的清醒认识，而是依然在延续苟合式的思维，注定要被精神史抛弃。
本文发表于《艺术时代》第1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