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礼宾
2009年展览的主题是“证伪”，2010年展览的主题是“局中戏”。前者强调一种“不相信”的决绝态度，后者则把“决绝”本身也视为反思对象，即“决绝”本身也是无效的，不过是一场“戏”。在“局”中，把“戏”推向极致，可能是犬儒主义的无可奈何，也可以视为“盛世”无需思想的权宜之计。下面是我为2010年展览写的前言：
“局”定“戏”出。
“局”，可明可暗，可大可小。当“局”将你我纳入其中时，对“局”没有决定性影响的反思、质疑、怒吼的作用和顺从、恭维、谄媚并无二致，都变成了“戏”。
“局中戏”。英文翻译“ALL IN THE GAME”更能准确表达其含义。既在“局”中，如何做“戏”？强烈抗议是一种态度，但可能也只是一出“戏”。顺应“局”的趋势，把“戏”做到极致，使其物极必反，也是一种方法。
通过作品可以知道，这些参展学生发现了自己处于“专业”、“学院”、“知识结构”、“意识形态”这些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局”中。他们用绘画来做“戏”，又经过对某个问题的深入处理和巧妙转化，拖出了“局”的尾巴。
“戏”凸“局”显。
2009年10月出版的《盛世:中国2013年》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这本书涉及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境。正如小说作者陈冠中所言“这部小说的潜台词是，如果盛世出现，中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将如何自处？包括老百姓应该怎么自处，这都是需要有人发问的：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
读这本小说，对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乃至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无处着力的感觉控制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批判”视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维度，也就是“对”的，但这个维度好像被陈冠中釜底抽薪了。或者说，这一个维度本身需要被反思。这本小说出版于“证伪”展览之后，如果在之前，可能就不会有“证伪”这个主题了。
但提出“局中戏”这个主题，也绝非“嬉戏”。“嬉戏”是把自己弱智化了，表现出来很像周星驰电影角色的“无厘头”（当然周星驰自己不“无厘头”，他是导演）。可怕的是很多艺术家和批评家真的认为“无厘头”是一种态度，变成了弱智。
那么“戏”是什么呢？在这些新毕业学生身上又有哪些呈现呢？我想对这个问题回答就是这些学生的状态的呈现。
近期《HI艺术》的编辑问我： 80后的艺术家跟以往的艺术家相比有什么不同？我的回答是：他们已经不同于上一代艺术家只注重反思和批判的状态。这是否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就“知识分子将如何自处”的问题给出的答案呢？
如果我们深究，会发现以前很多艺术家的立基点、出发点是被别人告知的，或者说不自觉获得的。对于这些新毕业的学生来讲，别人说的他们不一定相信——这不仅仅是怀疑和反思的结果，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种悖谬的现象里面（比如他们所看到的人民公仆贪污腐败、革命后代不劳而获、社会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同是祖国花朵教育机会不均等、黑猫富了剥削白猫等等）。他们不见得思考多深，但会呈现出一种态度和情绪：就是你们别忽悠我们！
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不需要总是PK（在我看来“貌似反叛”和“恭维谄媚”是一丘之貉），我就做我自己的，我也不设想那么多假想敌，我就玩我的。别人说的那一套，他们半信半疑。“好好学习，努力奋斗，现在多吃苦，以后少受罪”这些通常说法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无效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没有呈现出这样的因果关系。
其实，这些新毕业的学生身上有一些真正的活跃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很多元化。他们从多个“点”出发，直接做下去，作品更加深入和精细，更加个体化，艺术形式上也比较多样化，从而促成艺术形式之间交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另外，他们处理的问题往往不是一些宏大的问题，相对比较微观，但钻得很深。
思维活跃，对自己的深入挖掘，对自己关注的事的深入挖掘，成长过程养成的面对社会的态度：别再忽悠我！这是参展艺术家给我的具体印象。
具体到这次参展的作品来讲，房程的《仁者心动》、李艺嘉的“情节”系列作品、郑江的“花玻璃”系列作品、王春黎的照片作品以及装置作品、卫星的《读不可读之书》、张伟的《欲望都市——向左走向右走》、丁帆的《透明的墙》、张宇飞的“春天”系列等作品都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含有一层“膜”（鲍栋语）。这层“膜”可以是视频随即投影的不确定性，可以是笔触的真实与所表现物象的虚无、可以是“花玻璃”的变形、可以是上百次拍摄的模糊过程、可以是视错觉、可以是素描与图像的对比、可以是透明玻璃的正面与背面，可以是平面观看的误读与3D眼镜下的“真实”。
尽管这些学生看似处理的“视觉”问题，但是他们对遮蔽的彰显无疑是在认真地做“戏”。
这么多“戏”集中在一起，其背后那个若隐若现的“局”即便是“镜中花”、“水中月”，毕竟也浮现了出来。以往的艺术家喜欢去粉碎“镜中花”、“水中月”。殊不知，他们可能打得只是“镜”和“水”。而“花”不为其灿烂，“月”还在空中。年轻艺术家凸显这个局，可以视为无可奈何，也可以看做“一江春水东流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