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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大珉
 
美国或许拥有引以为豪的大型军工企业，但是快速成长为世界另一强国的中国也有自己版本的军工企业：一家由国家出资的军工背景的文化企业，背负抢救保护被外国侵略者掠走的中国文物回归故国的职责。主持这项大型而又隐秘行动的主角就是总部设在北京的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Poly Culture and Arts)，一家名字考究、实际由中国军方（PLA，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事力量，也是中国最大的武器经销商）控制的机构。保利文化公司是个引发外界猜想的庞然大物。它公开的司徽“铸剑为犁”意味深长、直观大方。这支组织松散的代理人队伍在全球画廊与拍卖行拉网式地搜寻目标明确的文物。
三千年前的青铜器是搜寻的重点，公元六、七、八世纪（隋唐时期）的石刻佛像同样如此，二者都是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代表。早期的石刻佛像作为联结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血肉纽带，同属搜寻重点。奉旨或为指定寺庙所刻的佛像一般多标有年号，因此较为容易鉴别。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法收藏家用影像记录下了原位置上的佛像造型。这使得这些历经殖民者洗掠和文革时期武斗而留存至今的遗存佛像在比对原先位置后很容易鉴别。
一旦有这些中国文物展拍，保利即时跟进。其代理人明白经费事实上是不封顶的：军方的收入（主要通过向非洲、巴基斯坦和南亚等国贩卖从坦克到反舰导弹的军火所得）随时会注入保利文化公司。“保利的钱袋子永远是满的，”位于伦敦的利特尔顿&轩尼丝(Littleton & Hennessy)画廓的主管詹姆斯•轩尼丝(James Hennessy)说。“他们的财力可以让他们买到想买的一切。”拿邦瀚斯拍卖行(Bonhams)亚洲部的总裁科林•席夫(Colin Sheaf)的话说，流失的中国文物(1912年辛亥革命前的帝制时期的艺术品，从瓷器到玉器再到家居用品），特别是官窑瓷器的市场价格“近几年已经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邦瀚斯拍卖行新近挂拍的两件青铜器最终以60万英镑拍给了大陆某投资集团：一年前每件标价都还不到10万英镑。
保利抢购名单上位列首位的是圆明园海晏堂(Haiyantang)前青铜制12生肖 “水力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水力钟是西洋奇妙技术的作品，由当时的耶稣会的修道士仿照凡尔赛宫(Palace of Versailles)前的大喷泉所制；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英法军队从圆明园盗割后掳走。保利费尽周折，在2000年花了大约4百万美元把其中的三个兽首（牛首、虎首和猴首）完好无损地购回国内。另外两个兽首由澳门赌王何鸿燊(Stanley Ho)购得，但由已故时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Yves St Laurent)名下所有的鼠首和兔首在2009年初上了（佳士德）春季竞拍会，此举惹得北京方面大为不快。一位中国大陆买家蔡铭照(Cai Mingchao)出价4千万美元击败了几位保利背景的藏家后拍得这两个兽首，但事后又宣称拒绝付款。余下的几个兽首目前下落不明，并未现身，也很有可能是在法国。
保利继续出击，其所拍之处竞拍价就高得离谱。总部设在香港的某知名经销商注意到保利的成功得手多为私下成交而非经由公开拍卖。“如果我们手上有中国军方上眼的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青铜器，我们会对其主人说：‘你出价250万美元，再看看能否再涨。放心吧，保利会买下的'。”保利其中出的一次最高价格是花了8百万美元买了一个青铜器，它的盖子不可思议地在文革中幸免于难，毫发未损。
随着保利的发展壮大，创立了不少的分公司。保利国际拍卖公司(Beijing International Poly Auction)成立不到十年，同中国嘉德拍卖公司(China Guardian Auctions)以及随后成立的北京国际拍卖行(Beijing Council International Auction)一起，已经成为大陆艺术品市场的领头羊。在2005年，保利文化公司在它新落成的、完全由石材和玻璃装饰而成的北京总部内部建起了一座博物馆，并且精挑细选地邀请了部分顶级经销商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午餐会。其中一位欧洲业内人士清楚地记得曾经问保利文化公司某主管：保利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起如此规模的博物馆，于是，这位主管手指空中，模仿机关枪快速扫射的动作。和私人大藏家一起，保利把它的藏品（大多数是从海外购回）租借给位于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
四处搜寻中国艺术珍品的中国大陆富豪们俨然已是全球拍卖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角色，但许多玩家只是出于投资。保利则恰恰相反，它决意要摆脱毛泽东在20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文化浩劫所造成的束缚，在财大气粗中国军方巨额资金的撑持下，收购完全是出于收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一来，中国的领导人最终建起的是这个星球上由国家经营的、最精明能干的文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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