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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林怀民携“云门舞集”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巡演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六城。与巡演配合的，是一系列的讲座、采访和新书签售，慕“云门”之名而来的观者安静地享受着与林怀民的对话。
“林怀民”与他主创的“云门舞集”，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的重要部分。过去38年，云门舞集在世界舞台赢得赞誉无数，然而林怀民津津乐道的总是云门舞集的户外公演，在他看来，跳舞给基层的民众看，培养台湾民间优雅的品质，才是云门舞集最初和最终的理想。
常着一身黑衣的林怀民，从容不迫，温和谦恭，即使讲座上遭遇不礼貌的问题，亦淡然微笑着作答。他谈舞蹈、艺术、社会和未来，一下子就深入人的内心。
人的内心需要这些东西
《南风窗》：您在多个场合说过，如果只能留下一部作品，您希望是《流浪者之歌》，这部作品有什么特别的存在意义？
林怀民：它给观众一个安静、安宁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现在的人们需要，到了22世纪、23世纪，人们依然需要。
对于云门舞集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从这部作品开始，舞者不再仅仅专注于表面的技巧，而更加关注身体和吐纳，因此近年的作品更多地融入静坐、太极、拳术和书法等元素。
《南风窗》：在《流浪者之歌》中，一个扮演僧人的演员在台上站了90分钟，黄色的稻谷细泻到他的头顶。整部作品都带有这种宗教的宁静，超脱于浮躁的社会。您会担心作品离社会太远吗？
林怀民：这部作品在大城市也在台湾南部的乡下，在台湾、大陆也在海外上演，无论在哪里，都没有改变任何元素，但无论城市的艺术家还是农村的大娘，都同样看得很专注。人的内心是需要这些东西的。
《南风窗》：云门舞集创办于1973年，在1988年曾经暂停。您说过暂停云门舞集，是因为看到社会一些很浮躁的东西，云门舞集彻底不能与世界对话了。后来选择回归，是找到了重新与社会对话的方式吗？云门舞集变了还是台湾变了？
林怀民：1991年我回到台北，回来的第二天，在计程车上司机突然跟我说话，“林先生，你为什么停掉云门舞集？”我讲述云门舞集经营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表示理解，过了一会又说，林先生，每个行业都有艰辛的一面，我们开车子跑台北，生活也不容易。我下车以后，他摇下玻璃窗，伸出头来，朝我大声喊：林先生，加油！那时我感觉非常惭愧。在那一个月中，很多朋友对我说，云门舞集不可以停掉，有的以训话的语气，有的以规劝的口吻。我慢慢意识到，对于这些基层的朋友来说，云门舞集可能是他们生活的重要意义。我决定重新开始。我们不再那么在意成败，只是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
《南风窗》：云门舞集创办之初，就被赋予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吗？
林怀民：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创作或生活需要，我可以写小说，或者去大学教书。但那时我25岁，刚从美国回到台北，心里充满着改变社会的渴望。如果某个环保团体需要我，我也会毫无犹豫地投身。只是恰好遇上了一批舞者和音乐家，大家心里都涌动着想做点什么的渴望，这点什么后来变成了云门舞集。创建云门舞集，最初是基于这种改善社会的愿望，因此从一开始，云门舞集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方式就不同于传统的舞团，除了主团，还有二团，是专门到社区、学校和乡下演出的。
《南风窗》：作为一个民间舞团，云门舞集本身也面临很多困难，赋予它这种社会责任感会否过于沉重了？
林怀民：基层的演出虽然比较麻烦，但从中获得的鼓励是巨大的。你想象一下，民众把家里的电脑电视关掉，坐着公车骑着摩托车，大老远地来看演出，在地上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有一次下大雨，也没有人离开，几万人披着雨衣坐在水里看。演出结束后，全部人鼓掌，给我们，也给自己。这是一种很舒服的对话。
很多舞者喜欢通过跳舞与基层民众交流。这是一种态度，没有什么沉重不沉重的。真正的压力在于在基层演出必须有好的作品，把观众吸引得目不转睛，才能维持现场良好的秩序，如果作品不好，观众站起来就走了。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作品本身，即你有没有一部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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