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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美术馆的时候我很困惑，其实我一直是在前沿做艺术的试验，像张晓刚、方力钧等都在我们美术馆展出过作品，包括尹朝阳第一个个展就是在多伦做的。我们美术馆也做过行为艺术比如说何成瑶的广播体操、香港梁宝山的行为艺术等。当然我们的美术馆也引起很多争议，因为美术馆做的比较实验比较激进，所以被封掉过，我也写过保证书。我困惑的是，中国美术馆平台的建构到底怎么样发展呢？回想我自己也是做艺术的，9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个展，然而我放弃艺术家身份一直到今天，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所谓的当代艺术是在西方的语境当中演变过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所谓的当代艺术的概念，连现代艺术都谈不上，像林风眠也没有学到西方现代性精髓的东西，不过是学了点形式就回来后进行了一些改良，所以，一下子进入当代语境的时候就像是魔盒打开了一样，人的欲望和人的潜能都得到释放，我们也是在跟着这个潮流一起在涌动。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思考，当代艺术发源于西方，它是从西方的文化演变过来的，我们在不知不觉学习西方形式的时候，首先是现代主义的形式到当代主义形式，在学习西方形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文化没有办法评价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只能把西方的标准也搬过来，这其实就是一个令人非常质疑的的黑洞。这个黑洞在哪里？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形式，同时我们也是挪用了别人的标准，当我们长期挪用西方标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文化的标准没有了。我们就变得不自信了，我们就只能以西方为参照标准来评判我们的艺术了。我们就只能去迎合西方的胃口，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阶段性上讲5年10年起步阶段是可以的。我现在开始思考什么是改变文化的力量，现在开始分析：西方改变文化的力量的方式和我们所谓的东方或者说是东南亚改变文化力量的方式做了一个比较，所以我去年策划了一个展览叫《软力量—亚洲态度》，这是我策划的第一个展览，我做了6年美术馆馆长只策划了这一个展览，那么为什么叫《软力量—亚洲态度》呢？记得15年以前我阅读了西方的许多哲学书籍，然后我又回过来重新开始思考西方的问题，我觉得近现代以来走的是一条所谓的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中国的儒家文化从清代康熙乾隆之后是日渐的衰弱，这个日渐的衰弱是指它整个文化发展的动力同整个世界的发展已经严重脱轨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道路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世界物质文明的丰富，物质的充分开发和被占有。那么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一个是政治道路一个是科学的道路，这两种方式在整个工业社会的进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后带来了很严重的弊端，这个弊端就在于一个是他形成人与物质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淡化，现在是人们过度开发了自然资源，人过度的使用物质，使用材料使用财富消耗能源，这是民主与科学道路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所以现在地球50年的消耗可能是超过以前的2000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这个是和西方哲学有关系的，他的哲学是一种理性的哲学，这种哲学基本上是在建构一种标准，所以他在用一个标准去看待世界。这样一种方式我把他称之为西方改变世界的方式，我把他称为“硬”的力量，把他看成物理化的作用，叫硬力量。再回到中国，以中国为主要的东南亚文化包括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家，以这个为主的一种文化力量是一种跟西方相对应的软性的力量、化学性的力量，比如说以柔克刚，以无胜有，融入性的、渗透性的，潜移默化的一种化学性力量，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力量对未来世界的发展是构成一种新的力量方式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对应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道路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弱，所以从五四运动开始，是不断的文化破坏运动而不是文化的建构运动。洋务运动也是崇洋媚外的文化运动，这样的文化运动就导致我们自信的文化建构和文化批评丧失掉了。从1919年开始到2008年整整90年就是文化的逐渐衰落的过程，但是从1978年开始是一个转折，1919年到1949年的这30年是一个彻底泯灭的过程，从78年到现在又是30年，从78年到2008年这三十年是一个社会萌芽基础的三十年，2008年是真正开始建构一种新的力量的开始，我把他称为软力量、软的态度，我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以这样的思考背景来做的，所以我首先策划了一个展览叫“软力量——亚洲态度”，十一个亚洲的艺术家在德国、在波兰、目前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正在展出，之后世界各地会巡回展出，我们现在急迫需要的就是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清理和认识的过程当中，怎么去真正建构符合我们价值观，用我们自身的方法论来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力量。这也是我和你未来在这个基点上来共同整合、联合所做的事。
王：我觉得你的“软力量”这个词和亚洲放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每天我们都在使用各种字词，尤其是好多评论家和美术史家他们每天都在制造词汇，都在做词汇组织游戏，但是什么词汇变得有生命力，这个词汇一定是对事物一种具有思想的高度的提炼，换句话说亚洲、中国、我们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是什么？你这个“软”字概括了这个东西。
沈：假如我再继续分析下去，比如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为什么发展到近期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危机：比如他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他去炸我们的大使馆、对伊拉克问题、对阿富汗问题，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权标准、社会民主标准，你不符合我就用武力干预你。他不是殖民与强权吗？原因是什么？就是我所讲的，他建构一个标准，然后用物理方式去改变这个力量和这个方式。而中国的文化中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有一个叫君子和而不同，我们两个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两个可以是好朋友。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亚洲东南亚的价值观中有一种叫“求同存异”这样一种建构方式。我用一句话进行鲜明的概括，二十一世纪亚洲对世界新的贡献力在于他的新的价值观是：对差异性认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这就是我所提出的软力量的方式，不是一种很硬的去改变。未来的三十年我能够预言从2008年是中国发展的元年到2038年是中国的鼎盛时期，就我的历史观来宏观判断2038年是中国的鼎盛时期，还有三十年。因为1919年到1949年三十年半个甲子，从1919年到1979年是60年是一个轮回，完成一个轮回正好是从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然后国民革命到解放运动，到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大革命等），这是一个轮回。从1978年到2008年又是三十年。中国有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是半个甲子，六十年是一个轮回。到2038年是中国非常强大的时期，而这三十年中国要建构一种新的力量，我就把他称为软力量，改变世界和影响世界的一个新的力量方式，而软力量的哲学基础就是对差异性认同的多元文化的价值观。
王：我补充一些东西，也是在佐证你的观点。而且我相信你的宏观判断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必须去梳理去寻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文化上的依据。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它国家，为什么是这一段时间而不在其它时间。我们是应当找出我们文化当中有生命力的部分。
关于王华祥的愤怒的勃起
沈：你办这样一本杂志，首先是一本民间杂志，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形式本身就是第三种力量，它就是一个中间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恰好是推动社会作用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包括你建的美术馆，它的意义都是第三种力量。但是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官方美术馆还要厉害，影响还要大。再回到我的疑问，就是对你以前的版画我非常喜欢，当你一下子转化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也带着疑问，王华祥是什么样的力量一下子让他变成了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是不是符合你内在需要的东西？它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王：大多数人都是只对问题的结果感兴趣，而你感兴趣的是结果的背后。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不认为表面的结果很重要，因为明天我可能就会变了，但是有好多人变他是被迫变的， 为了一种担心，为了一种诱惑。
沈：所以我看到你东西，我感觉王华祥愤怒了，但是我所关心的是愤怒之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今天和你来谈的。
王：对。好多人都说王华祥急了，你说的是愤怒了。一个急了与一个愤怒了差别太大了。那么我就在回答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我不是因为妒忌，我也不缺钱，很多人误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其实我的愤怒不是生理的，而是精神上的，那么这个精神上的愤怒是个什么，如果说只是宣泄：我骂娘、我打人一耳光那我就会考虑我打完了宣泄完了以后又会怎样呢，我愤怒了以后我是知道这个愤怒要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和意义的，其实愤怒是文化针对性的一种显像。那既是我也不是我。没有人去质疑中国的当代艺术，我们从权力话语到完全的拜物主义，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者，可以什么都行的心态，不是。我是不是要拒绝用思想拒绝用道理的方式来表达一种东西？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对现实的一个极端不满，但是实际上是我看到现实的一个巨大的希望之门已经打开了，就像你说的我在发现一种力量，而我意识到这个力量是由我的身体所感应的。今天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一直以来的问题，只不过到今天有一个机会能够捅破，我们见底了。五四没有这个机会，在这之前所有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他们都活在过去当中，历史学家也活在过去当中，没有人有机会去看到这样一个整体，而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看到了历史转向的一个契机。所以，我用什么方式来结束这个东西？我要画几张画一个是这个《被缚的奴隶》多少人在吃这个东西，一边吃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吐唾沫，其实在这个当中没有严肃的思想者，都是一个利益在起作用。我要把这个景象这个事情撕开给大家看，所以我还做了一批像植物一样的胡乱生长的生殖器，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画任何题材都无法表现这个欲望，这种极致。我就想我要创造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让人不舒服的，但这就是真相。曹操当年不就是华佗说他脑子中长了一个瘤子曹操就要立刻把他斩了，其实一个善念有时候会被当成恶意，谁善谁恶有的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去辩解的。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你的责任，你的良心，别人不理解你你也要这样做，我也要撕开给你看，你有病我们都有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结束这样一件事情，我正画另一件作品叫做“最后的晚餐”，毛泽东是当代艺术的最后一道菜。最后晚餐，那么最后晚餐吃完以后我们要干什么，这是未来的事情。这是你说的这个中国怎么样立足于世界，中国艺术家怎么样获得世界的尊重，而且甚至我们希望能够让中国真正重新勃起。所以我在做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勃起的用意，因为勃起的国家需要勃起的艺术。
关于中国新绘画
沈：现在我还有两个事情要做。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在今年的十二月份在证大艺术馆我策划一个叫中国新绘画的展览。在三年以前证大对一些年轻人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像李继开、韦嘉、罗晓东等，但是三年前的这个展览没有达到我内心所强调的东西，所以今年我们自己做，我想邀请你参加，展览名叫中国新绘画。那么我这里面要和你探讨的就是什么样的一种绘画预示着中国未来的方向，因为我看你想到最后的晚餐等，有一种绘画精神在里面，这是我所关注的。新的绘画精神应该是有一种当代的新的绘画精神而不是表面的技术。我觉得绘画一直以来最有意思的是它不仅仅是从绘画语言这一块延续过来，从当代绘画的重大贡献是绘画进入了观念层面。但是当我们中国绘画进入观念时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基本上是传统的书画概念而没有进入到一个当代绘画的概念，所以我们挪用西方的方法。我们在挪用西方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要开始反思，怎么样把我们的绘画向内挖掘，让我们的绘画具有一种自身的精神性，这是我关注的问题。我自己也在做这个精神性绘画，我所理解的中国新绘画是一个向内的精神性的观念绘画。而不是表面的一个符式。现在大部分当代绘画都是一图式，二符号。今天的人还在学里希特七十年代的绘画方式，这种图像化的后工业方式。但是我们自己的新绘画究竟在哪里？我的基本的思考是向内的，我们中国的自身的精神内核的东西要传达出来，这是半年当中我还要不断和你探讨的新绘画的可能性。
王：其实这个新绘画也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这个概念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在真正的建构历史，就是真正的让旧历史翻片让新历史开始。通过第三种力量的概念、灰色地带概念，传达自身精神的新观念绘画，把旧的摒弃，在这个过程会不断的被人误解和曲解，但是这却是首要做的事。然后，这个社会的力量就像一些建筑材料，你把它这么攒捣变成一个厕所，把他那么攒捣变成一个五星级酒店，就是说我们要把今天的中国艺术家攒成什么样的建筑，这个实际上需要更多有责任感的人去做的。
沈：我举个例子，我讲我自己自身的经验。比如说我这两天在画我父亲，我父亲在我结婚之前就过逝了，他葬在农村茫茫的原野没有墓碑的小土堆中，我每年清明节都会去上坟。近来我画了一张作品我父亲的坟墓，其实就是一个小土堆和我父亲的一个遗像两张放在一起，我用我父亲坟墓上的泥土和颜料调和在一起。画的形式已经不重要了，泥土在我这个画面中是我和我父亲对话的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方式。再有，我画我穿的鞋子，它看上去上是一双鞋子，画布背后却藏了我生活中的垃圾，所以当你走进画面的时候有一个味道在里面，我画一种我的存在。我觉得我的绘画是我的一种方式，那么你的绘画当中怎么去理会自身精神，希望王华祥能够把内在独特的精神性的东西展示出来。我会邀请几个艺术家参与这个展览。
王：你的方式还回到绘画心里绘画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个起点其实是既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根软肋，几乎没有任何绘画性。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个人性，绘画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不能离开身体性的，这个我觉得是新绘画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这也是下一个阶段让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而且优越于西方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沈：现在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要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我们是把西方的营养汲取了以后再来滋补我们使我们今天继续往前走，我在想我的这种画西方人来读我的画首先要了解中国哲学，你不了解中国哲学你怎么理解我的绘画精神。我们以前要理解康定斯基的绘画我们要去读《点、线、面》我们要读《论艺术的精神》我们也经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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