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她介绍给我旅馆的女佣。这位四十多岁的广东女性,上下打量我一番后,说道:‘跟我来。’她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腰间挂着的更多。她打开房间让我拍照。有位男士说着我不懂的方言,要我离开,并猛力将门关上。她在四楼停下脚步,并压低声音跟我讲述陈先生的事情。她告诉我,瘸脚的陈先生有13年没有下楼。一位远房亲戚,每隔一段长时间,才会送一些罐头食物来。她觉得陈先生很可怜,所以常常送些新鲜蔬菜给他。……几年后,途经三藩市,我想再与陈先生会面。文华旅馆楼下,一间小钥匙店的东主告诉我,他不认识住在楼上的陈先生。他更说从未见过,但却曾听到有人经常拉小提琴的声音;可是,那人已于几年前死掉了。”
“卢母已有一年多没见她90岁的婆婆及家人了。1991年初秋,因为她不想麻烦自己的孩子,她着我驾车三小时,送她去萨拉那探亲。在萨拉那,她开设餐馆的一家子准备了一顿传统的中国饭菜:蒸白鲈鱼、当归鹿骨肉汤。回程路上,她谈论着与家人维持的长久关系。回到家里,她说能完成这次旅行感到安慰,并且了却心愿。听到她的表白,我一时间感到怪怪的;其后,我觉得很荣幸。两个月后,她在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摔倒了。她的眼镜框折弯,前额的部分皮肤也擦伤。其实,她摔得并不严重,走路时也没有一拐一拐。可是,当她谈起那次经历,却显得很惊恐,并认为是个不祥预兆。让各人感到意外的,就是在同月的一个晚上,她在家里去世,死因是动脉破裂。在殡仪馆读中文颂词时,我哭得悲痛欲绝;在至坟地时更无法走近她的坟墓。她就像我的祖母,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一切又结束得那么突然。她的家人在清理遗物时,找到她用台山话写的日记。他们请我读一遍。日记中,有5页是关于她的孤独。在十一个月的日记里,大部分是记载一些日常琐事:洗头、剪毛(剪发)、刨草(割草)、换床单,以及孩子们来吃饭等事宜。世上无可依恋,她已经为离去作好准备,毫无遗憾。”
1999年底,我随家人到达温哥华,开始了普通的移民生活。所有在中国曾经获得的名声登时灰飞烟灭,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我是陌生的外来人。渐渐,我知道本地的老华侨来自台山,几十年前这里流行的不是广东话,而是台山话。我还开始对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有了感性的认识,知道那主要是由华工修建的,尤其穿过落矶山脉的一段,因为地势险要,铁路每延长一公里,就会有一个乃到数个华工死去。接着,我开始阅读到关于北美排华的历史书籍,接触到“人头税”这个名词,了解到加拿大是曾经如何来对待那些远涉重洋来到这片辽阔的土地进行建设的华人。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开车,沿着这条铁路进入落矶山脉。在一个叫耶鲁的小镇上,我找到了华人社团竖起来的“华人太平洋铁路纪念碑”。我一人站在碑前无语。上百年来,沿海华人不断外出谋生。他们绝对不是离乡背井的异数,寻找金山的冒险家。他们大多都出于无奈,只好铤而走险。移民生活绝非简单,其中的痛楚与代价无法言传。
2006年春天,漫长的历史终于有了一个了结,新上任的加拿大总理哈帕,宣布为“人头税”平反。他面对全体加拿大国会议员,用广东话说:“加拿大道歉”。显然,哈帕不懂中文,更不会讲广东话,但他仍然坚持学那么一句,用广东人所熟悉的方言来了结悲惨的历史,其中意义的确不同凡响。
刘博智的《再梦金山》,就包括了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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