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社会变迁的传感器，一种写作风格，也往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历史上，就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种原本雄健的文风，经过几代之后，便衰微下来、一蹶不振了。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所谓“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观书有感》)等等，诸如此类的咏史与感怀，就都是为了回到当初的起点，重振旗鼓。其实，中国的艺术批评也是一样，从“文革”结束复兴一种新的文体，到现在不过短短30多年时间，却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今天的不少艺术批评人，在做批评时不顾语言的修养与规范，也忘了探讨问题的初衷，而是肆意地辱骂对象，对其恶言相击，从而形成一种骂骂咧咧的“酷评”现象，说起来，还真有些世风日下之兆。

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大概都会对“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记忆犹新。那时有很多充满了火药味的词汇，如今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所以，“文革”后拨乱反正，首先即是从语言的修复开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诗歌运动，到80年代初出现的美学热、文学热，实际上都是重新回到人追求本真的起点，以一股清新的文风，激发创新，唤醒人性的善与真诚。当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也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为的是将艺术导入思想解放的轨迹，拷问人的灵魂，透析艺术的真假美恶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艺术批评之争，如关于“自我表现”的争论，关于“形式美”的争论，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以及关于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争论等等，尽管争论双方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却并无过激之言，而多是以商榷为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即便是80年代中期，以李小山的檄文《中国画的穷途末路》为标志，掀起一股反传统的浪潮，也都是就事论事，绝无半点人身攻击，更没有越出学理的谩骂与粗口。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意识平等的对话、商榷，乃至争论，彻底改变了“文革”的大批判话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风，不仅开启了80年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也为中国的艺术批评奠定了学术性的基础。90年代以后，中国的艺术批评能够独立自省地发展起来，在促进艺术创作的同时，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叙事，多半也是受益于此。

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自媒体成为一个新的传播与交流平台，放低了进入的门槛，使不少人找到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借此发声，涌进了批评的队伍。本来，媒介的解放，带来言论自由与思想繁荣的局面，是件好事。可是，有些批评人为了吸引眼球，取悦粉丝，刻意使用一些毒辣的修辞，却使批评越来越任性妄为，肆无忌惮。我就看到过许多这样的艺术批评，不待商榷，语言狠毒，与某些前辈讨论问题时，也是指名道姓，满篇粗口，从而形成一种辱骂的文风，也就将正常的学术之争，重新拉回到了“文革”的斗争模式中。殊不知，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就连“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也曾说过“恐吓和谩骂绝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可见这种辱骂的批评方式，对人对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靠“骂派”出名，恰恰是对自己的消解。因为这种谩骂方式必须依附于他人，而如果别人只顾往前开路，根本不理会这样的污言秽语，谩骂就会变成九斤老太之怨，嚣张气焰最终也会随之消耗殆尽，从而反倒使自己陷入得冠即衰的宿命。

　　(杨卫，策展人、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