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川:关于艺术,我们真对吗?

时间: 2015-04-08 14:43:13 | 来源: 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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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我进初中,收音机里在唱《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老师说这很了不得,因为是八十年代,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懵懂,似信非信,因为七十年代开始时才几岁,没法比。到有一天,开口会讲八十年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国家重大转型的过渡期,这时已经是很多年后,马路上、房间里和脑子中,东西早全都变了样。尽管那时对中国很多新格局的起步年幼无知,听讲的“四个现代化”和共产主义一样抽象,但回想个人的青春、反叛,因为紧靠各种社会求新气象,所以尤其鲜明和生动。

初中毕业,我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八三级。但不到一年改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专部,也称附中,当时本科都还没招生。不无讽刺的是,中国近代美术和美术教育在上海开启并一度繁荣,多少年后,这里才总算被批准能有一所美术学院。我们跟了老美校的旧班底,在一堆新人里。第一个学年的下半学期,也就是一九八四年初春,我十六岁。我们因为学习热情高涨,在学校里做了一次学生展览。在这之前,赵无极从欧洲回杭州母校开画展,是抽象画,一些同学去看,很受鼓舞。那时有些外国来的风吹草动,总弄得要排长队。

我们的画展开在两间教室里,展出的都是各自课外画的习作,也有些小创作。准备展览那几天,同学间好像有种说不出的庄重感。开展前一晚,几个人点了蜡烛,在教室里唱《魂断蓝桥》中那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我们满怀惆怅,像是要迎接什么,唱的却是告别的歌。那首《友谊地久天长》或正是命运留出的破绽,迎来之际,正是告别之时。但我们不可能看见,要迎来的是什么。

展览上,有同学将画报上的伟人图像做成拼贴,有人画的房子,墙脚像冰淇淋一样化掉。我用西北剪纸的形式,剪了大幅的古汉字;又用写喜报的红纸,剪了等身大的人形贴在窗外,阳光一照,分外刺目。这些东西惹了麻烦。展览才开,有思想敏感的中年老师开始惊慌起来。因为一些画作形式上比较特殊,跟他们看惯教惯的不一样,主题不清,近似抽象,或有超现实主义意味。他们就按更早一点的思路,将我们上纲上线了。其中利害的,从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人身上,指认出了政治阴谋。其中一则针对一张水彩风景画的质问是,为什么屋前没有草,屋后阴影里却长满草,这是在讽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吗?!那种语言方式在那时尤其更早些时代里,其实不新鲜。但落到自己头上,这事把学生们弄得很恐慌。我们完全弱势,颓丧,对了经验丰富的成年人,有口难辩。学生展被停,门上贴了封条,他们上报了市公安机关,所有东西封存,拍照,录像。四个学生汤光明、杨旭、周铁海和我,被从其他二十多位同学中识别出来,由附中曹有成、王音等老师负责处理。

事件以后,我们几个自然走近。我们从此在学校中与众不同,这在当时可能涉及档案和分配等,绝不是件让人轻松的好事。我也没法再少年了,开始自己的另一个时代,正式全面学习艺术中不甚健全的人生观,以此应对社会,在大量阅读和画画中继续成长。

之后在校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自我和外部环境的压抑中。思想、言论时有出格,再偷偷闹点恋爱,满脑子是与社会现状距离蛮大的西化思想。我们的艺术成了撞击压抑的工具。只有外国现代主义的东西,才让我们亢奋或得到安慰;对异国情调的假想,才能将我们提升出现实。一九八六年又做了两次展览,一次是装置展,但并不知到自己做的就是国外已称为装置艺术的东西;另一个是行为艺术展,但在中国,当时行为艺术这个词还没有出现。我不是在虚构《阿甘正传》似的东西,或标榜超前,不是的。如果有兴趣,去读我的书《上海抽象故事》,我们艺术的由来其实不神秘,更不偶然。

装置展览在复旦大学做,开了即被停掉。行为艺术的在虹口区一个文化馆里表演,来看的人不少。其中包括后来以做先锋戏剧著名的张献,许多年后才听他说起,讲成是八十年代他经历过的,最健康的社会生活。然而,那次展览过后,又遇到过更严重的有关机构的查问。当时我还是附中在校学生。

二○○七年在上海有过一个叫《被枪毙的方案》的当代艺术文献展,上述那几次展览,有关资料还在展览里展出,包括实况录像。我这些八十年代被枪毙的个人经历,以及更多人、更重大地在艺术上寻求开启全新艺术表达方式的经历,在那个时间段里,前赴后继地涌现出来。那几年,全国各地都在发生,据说涉及到好几千名艺术家。回顾这些事情,这联系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思想解放运动,当然绝不是偶然。到一九八九年为止,这一波里发生的视觉艺术上的冲击,在后来的艺术理论论述里,被归纳成“八五美术新潮运动”。这个充满中国地域特色的,社会化的文化艺术运动,成了近三十年里起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基础。

秋天我收到一份北京寄来的邀请函,说以欧洲著名艺术收藏家和赞助人尤伦斯夫妇的名义,邀请参加他们在北京举办的“八五美术新潮”回顾展开幕晚宴。请帖上写着要穿晚礼服。对于我,这成了讽刺。中国当代艺术这一视觉艺术流派,当年为了冲破约制,更有力地表达时代之声,迫不急待叼上西方的奶头,吸取营养。那边想问题的思路、玩出来的形式,包括过日子的方式,都是我们喜闻乐见想模仿的。这当然让他们高兴。于是九十年代后西方人接踵而来,赏识我们,邀请参展,收藏作品。如今知道,这原来是条更粗的体制之腿,资本之链。关于“八五”那回事,那晚穿晚礼服出席的人们当然各自有思路。但为那个昨天,要套上晚礼服去跟名流寒暄,我不会干。对于我来讲,“八五”是关于拒绝和鄙视主流体制里的钻营,是庶民起事,是要让自己的艺术从冰和火里长出嫩草──人因此得以自然的表达。所以,我要对晚宴策划者嗤之以鼻,以算作我对“八五”经历的认真回顾。

九十年代从海外回来,老同学杨旭跟我讲,当年我们附中负责人曹有成老师,这几年中两次见到他,老远就叫住他,说要道歉,讲他们以前那样对学生不好。这时他自己已依靠电脑辅助,在画油画。二○○○年秋在一个老同学的画展上,我毕业后第一次再见到曹老师。他原来高大的身躯,这时看着已不那么高昂。这位老画家见面第一句却又是要道歉。他说当年你们是对的,是我们错了!我理解,他说的对错,不是指具体事件处理过程,而是讲当年对艺术该怎么发展的看法。

曹有成老师让我们都感动,说什么好,这是我们国家少见的诚恳和负责。他讲这话时,金茂大厦已经造好,第一次在国家美术馆里接受装置、行为和录像等艺术手法的上海双年展正在开幕。“与国际接轨”的话,重如国家领导,轻到市井小民都在讲。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新艺术方向,即对现当代西方的全面学习和模仿,已经蔚然成风。我们进美术学校最开头时,曹老师跟我们讲好,艺术要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要被他们喜闻乐见这回事,这时已名存实虚。他看到艺术的样式多了,和海外的交流多了,被外国人叫好了,卖钱了,越卖越贵了,画家生活好起来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他要跟我们讲你对他错。我猜,现在的这些,是他年富力强做画家时,没想或不敢想象的。这种种变化的苗头,他看来是我们在八十年代青春孟浪,凭了认真和单纯撩拨起来,所以他要重新肯定。我们是他的学生。

然而,又隔了这些年,站在今天上海最时尚的艺术重镇莫干山路50号,极目四望,我的学生Candice Nguyen问我,这些艺术,这种地方,与跟他们一墙之隔的周围环境里的人有什么关系?不及我回答,其他学生已开口说没关系,这些艺术摆在这里大多数是为外国人的。莫干山路上的艺术,表达的东西其实跟周围生活着的人们没啥关系,有也牵强,或虚拟。而且,那些人的生活环境,不久也一定会被规划者拆迁改造,让位给市场来谋利。

九十年代宏大叙事被推翻,同时失势的还包括八十年代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取而代之的是真真假假拿市场说事。如今画廊、艺术空间开得到处都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拍卖履创新高,媒体跟了起哄。我们的时代,已在更广阔的逐利图景之中。抽象或怪诞早已不成问题,更刺激、媚俗或无聊的图像,或被当做好玩,或被讲成反讽,艺术品反正已是种炒作代码。这跟我们渐成社会中流砥柱的八十年代新一辈相关吗?汤光明在教书,杨旭是建筑师,周铁海是大红大紫的国际知名艺术家。时过境迁的不止是别人,当然也包括还攀附艺术为生的我。二○○七年秋冬,我为纽约大学来上海学习的学生,讲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那门课的主要内容从七十年代末讲起。当年我们干过的一些事,往来的一些人,留下的一些图片,这时成了教学的一部分。中国当代的艺术史,自有形式美学演进的逻辑,但更像街边的拆迁和造楼,有旧观念的退出和迫迁,有开发商,有大手笔投资打造,有高楼大厦,有搬去远郊,有搬进豪宅,有暴利和种种经营噱头。越近当下,我越觉得曾经认真看待的那种有力量的艺术,正荒废意义的标准,而只剩下由我们生产,别人定价的买卖标准。

这大概跟我们当年不得不咬上的奶头有关,那不一定就是渔钩。那些奶水让我们跟外面的世界,像是有了种血缘关系。交流顺畅了,被纳入价值系统,投资和开发便迅猛到来,这或称之为全球化。有个晚上,一位在上海的西方艺术教师说,那有什么不好,抛开中国,他们就获得了世界。我要争辩的是,那个“世界”包括中国吗?包括我们周边的国家,包括非洲吗?那是什么世界?吸了还在吸那些奶液的中国当代艺术,在艺术机构、画廊、策展人、画商、收藏家等等的圈养之中,多半看似模样乖巧,其实狭隘苍白。它们走不到街上,走不到活生生的人群里,走不到自己亲人身边。那些所谓的自由追求不乏虚假和自我膨胀,拥有者画地为牢,根本无力反省。

这一切,当然不仅仅是那些艺术,是由我们在懵懂之中开始的。那时想要得到的独立价值判断之权,事经多年,一样还是落入旁手。写到这里,就像我对以前的讲述,因为事关青春,总没办法更加客观。这样怀疑时,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另外,我只讲到事情的一方面,中国内部种种表达上的阻碍还根本没有涉及。但即便这样,起码近三十年来自西方的当代艺术这一派逐步壮大,气势如虹,将其他原有各类艺术传统,包括我们在那之前几十年建立起的传统,它们的精神和思想,尤其在市场逐利的压迫下排挤出局,这些就此能证明我们当下的文化艺术健壮发达,硕果累累,值得炫耀?曹老师说我们是对的,但我们真对吗?我不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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