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我进初中，收音机里在唱《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老师说这很了不得，因为是八十年代，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懵懂，似信非信，因为七十年代开始时才几岁，没法比。到有一天，开口会讲八十年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国家重大转型的过渡期，这时已经是很多年后，马路上、房间里和脑子中，东西早全都变了样。尽管那时对中国很多新格局的起步年幼无知，听讲的“四个现代化”和共产主义一样抽象，但回想个人的青春、反叛，因为紧靠各种社会求新气象，所以尤其鲜明和生动。
初中毕业，我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八三级。但不到一年改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专部，也称附中，当时本科都还没招生。不无讽刺的是，中国近代美术和美术教育在上海开启并一度繁荣，多少年后，这里才总算被批准能有一所美术学院。我们跟了老美校的旧班底，在一堆新人里。第一个学年的下半学期，也就是一九八四年初春，我十六岁。我们因为学习热情高涨，在学校里做了一次学生展览。在这之前，赵无极从欧洲回杭州母校开画展，是抽象画，一些同学去看，很受鼓舞。那时有些外国来的风吹草动，总弄得要排长队。
我们的画展开在两间教室里，展出的都是各自课外画的习作，也有些小创作。准备展览那几天，同学间好像有种说不出的庄重感。开展前一晚，几个人点了蜡烛，在教室里唱《魂断蓝桥》中那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我们满怀惆怅，像是要迎接什么，唱的却是告别的歌。那首《友谊地久天长》或正是命运留出的破绽，迎来之际，正是告别之时。但我们不可能看见，要迎来的是什么。
展览上，有同学将画报上的伟人图像做成拼贴，有人画的房子，墙脚像冰淇淋一样化掉。我用西北剪纸的形式，剪了大幅的古汉字;又用写喜报的红纸，剪了等身大的人形贴在窗外，阳光一照，分外刺目。这些东西惹了麻烦。展览才开，有思想敏感的中年老师开始惊慌起来。因为一些画作形式上比较特殊，跟他们看惯教惯的不一样，主题不清，近似抽象，或有超现实主义意味。他们就按更早一点的思路，将我们上纲上线了。其中利害的，从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人身上，指认出了政治阴谋。其中一则针对一张水彩风景画的质问是，为什么屋前没有草，屋后阴影里却长满草，这是在讽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吗?!那种语言方式在那时尤其更早些时代里，其实不新鲜。但落到自己头上，这事把学生们弄得很恐慌。我们完全弱势，颓丧，对了经验丰富的成年人，有口难辩。学生展被停，门上贴了封条，他们上报了市公安机关，所有东西封存，拍照，录像。四个学生汤光明、杨旭、周铁海和我，被从其他二十多位同学中识别出来，由附中曹有成、王音等老师负责处理。
事件以后，我们几个自然走近。我们从此在学校中与众不同，这在当时可能涉及档案和分配等，绝不是件让人轻松的好事。我也没法再少年了，开始自己的另一个时代，正式全面学习艺术中不甚健全的人生观，以此应对社会，在大量阅读和画画中继续成长。
之后在校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自我和外部环境的压抑中。思想、言论时有出格，再偷偷闹点恋爱，满脑子是与社会现状距离蛮大的西化思想。我们的艺术成了撞击压抑的工具。只有外国现代主义的东西，才让我们亢奋或得到安慰;对异国情调的假想，才能将我们提升出现实。一九八六年又做了两次展览，一次是装置展，但并不知到自己做的就是国外已称为装置艺术的东西;另一个是行为艺术展，但在中国，当时行为艺术这个词还没有出现。我不是在虚构《阿甘正传》似的东西，或标榜超前，不是的。如果有兴趣，去读我的书《上海抽象故事》，我们艺术的由来其实不神秘，更不偶然。
装置展览在复旦大学做，开了即被停掉。行为艺术的在虹口区一个文化馆里表演，来看的人不少。其中包括后来以做先锋戏剧著名的张献，许多年后才听他说起，讲成是八十年代他经历过的，最健康的社会生活。然而，那次展览过后，又遇到过更严重的有关机构的查问。当时我还是附中在校学生。
二○○七年在上海有过一个叫《被枪毙的方案》的当代艺术文献展，上述那几次展览，有关资料还在展览里展出，包括实况录像。我这些八十年代被枪毙的个人经历，以及更多人、更重大地在艺术上寻求开启全新艺术表达方式的经历，在那个时间段里，前赴后继地涌现出来。那几年，全国各地都在发生，据说涉及到好几千名艺术家。回顾这些事情，这联系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思想解放运动，当然绝不是偶然。到一九八九年为止，这一波里发生的视觉艺术上的冲击，在后来的艺术理论论述里，被归纳成“八五美术新潮运动”。这个充满中国地域特色的，社会化的文化艺术运动，成了近三十年里起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基础。
秋天我收到一份北京寄来的邀请函，说以欧洲著名艺术收藏家和赞助人尤伦斯夫妇的名义，邀请参加他们在北京举办的“八五美术新潮”回顾展开幕晚宴。请帖上写着要穿晚礼服。对于我，这成了讽刺。中国当代艺术这一视觉艺术流派，当年为了冲破约制，更有力地表达时代之声，迫不急待叼上西方的奶头，吸取营养。那边想问题的思路、玩出来的形式，包括过日子的方式，都是我们喜闻乐见想模仿的。这当然让他们高兴。于是九十年代后西方人接踵而来，赏识我们，邀请参展，收藏作品。如今知道，这原来是条更粗的体制之腿，资本之链。关于“八五”那回事，那晚穿晚礼服出席的人们当然各自有思路。但为那个昨天，要套上晚礼服去跟名流寒暄，我不会干。对于我来讲，“八五”是关于拒绝和鄙视主流体制里的钻营，是庶民起事，是要让自己的艺术从冰和火里长出嫩草──人因此得以自然的表达。所以，我要对晚宴策划者嗤之以鼻，以算作我对“八五”经历的认真回顾。
九十年代从海外回来，老同学杨旭跟我讲，当年我们附中负责人曹有成老师，这几年中两次见到他，老远就叫住他，说要道歉，讲他们以前那样对学生不好。这时他自己已依靠电脑辅助，在画油画。二○○○年秋在一个老同学的画展上，我毕业后第一次再见到曹老师。他原来高大的身躯，这时看着已不那么高昂。这位老画家见面第一句却又是要道歉。他说当年你们是对的，是我们错了!我理解，他说的对错，不是指具体事件处理过程，而是讲当年对艺术该怎么发展的看法。
曹有成老师让我们都感动，说什么好，这是我们国家少见的诚恳和负责。他讲这话时，金茂大厦已经造好，第一次在国家美术馆里接受装置、行为和录像等艺术手法的上海双年展正在开幕。“与国际接轨”的话，重如国家领导，轻到市井小民都在讲。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新艺术方向，即对现当代西方的全面学习和模仿，已经蔚然成风。我们进美术学校最开头时，曹老师跟我们讲好，艺术要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要被他们喜闻乐见这回事，这时已名存实虚。他看到艺术的样式多了，和海外的交流多了，被外国人叫好了，卖钱了，越卖越贵了，画家生活好起来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他要跟我们讲你对他错。我猜，现在的这些，是他年富力强做画家时，没想或不敢想象的。这种种变化的苗头，他看来是我们在八十年代青春孟浪，凭了认真和单纯撩拨起来，所以他要重新肯定。我们是他的学生。
然而，又隔了这些年，站在今天上海最时尚的艺术重镇莫干山路50号，极目四望，我的学生Candice Nguyen问我，这些艺术，这种地方，与跟他们一墙之隔的周围环境里的人有什么关系?不及我回答，其他学生已开口说没关系，这些艺术摆在这里大多数是为外国人的。莫干山路上的艺术，表达的东西其实跟周围生活着的人们没啥关系，有也牵强，或虚拟。而且，那些人的生活环境，不久也一定会被规划者拆迁改造，让位给市场来谋利。
九十年代宏大叙事被推翻，同时失势的还包括八十年代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取而代之的是真真假假拿市场说事。如今画廊、艺术空间开得到处都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拍卖履创新高，媒体跟了起哄。我们的时代，已在更广阔的逐利图景之中。抽象或怪诞早已不成问题，更刺激、媚俗或无聊的图像，或被当做好玩，或被讲成反讽，艺术品反正已是种炒作代码。这跟我们渐成社会中流砥柱的八十年代新一辈相关吗?汤光明在教书，杨旭是建筑师，周铁海是大红大紫的国际知名艺术家。时过境迁的不止是别人，当然也包括还攀附艺术为生的我。二○○七年秋冬，我为纽约大学来上海学习的学生，讲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那门课的主要内容从七十年代末讲起。当年我们干过的一些事，往来的一些人，留下的一些图片，这时成了教学的一部分。中国当代的艺术史，自有形式美学演进的逻辑，但更像街边的拆迁和造楼，有旧观念的退出和迫迁，有开发商，有大手笔投资打造，有高楼大厦，有搬去远郊，有搬进豪宅，有暴利和种种经营噱头。越近当下，我越觉得曾经认真看待的那种有力量的艺术，正荒废意义的标准，而只剩下由我们生产，别人定价的买卖标准。
这大概跟我们当年不得不咬上的奶头有关，那不一定就是渔钩。那些奶水让我们跟外面的世界，像是有了种血缘关系。交流顺畅了，被纳入价值系统，投资和开发便迅猛到来，这或称之为全球化。有个晚上，一位在上海的西方艺术教师说，那有什么不好，抛开中国，他们就获得了世界。我要争辩的是，那个“世界”包括中国吗?包括我们周边的国家，包括非洲吗?那是什么世界?吸了还在吸那些奶液的中国当代艺术，在艺术机构、画廊、策展人、画商、收藏家等等的圈养之中，多半看似模样乖巧，其实狭隘苍白。它们走不到街上，走不到活生生的人群里，走不到自己亲人身边。那些所谓的自由追求不乏虚假和自我膨胀，拥有者画地为牢，根本无力反省。
这一切，当然不仅仅是那些艺术，是由我们在懵懂之中开始的。那时想要得到的独立价值判断之权，事经多年，一样还是落入旁手。写到这里，就像我对以前的讲述，因为事关青春，总没办法更加客观。这样怀疑时，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另外，我只讲到事情的一方面，中国内部种种表达上的阻碍还根本没有涉及。但即便这样，起码近三十年来自西方的当代艺术这一派逐步壮大，气势如虹，将其他原有各类艺术传统，包括我们在那之前几十年建立起的传统，它们的精神和思想，尤其在市场逐利的压迫下排挤出局，这些就此能证明我们当下的文化艺术健壮发达，硕果累累，值得炫耀?曹老师说我们是对的，但我们真对吗?我不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