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北京凤凰岭书院于10月28日举行开学典礼，身着青灰色长衫的学员们双膝跪地向坐在藤椅上红襟黑衫的老师们齐齐叩首。凤凰岭书院教务长韩国栋接受采访称，学员跪拜老师的照片确为该书院开学典礼上所拍。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倡导传统文化的回归，作为传统艺术文脉延续的中国书画迎来了复苏，展览此起彼伏，交易堪称活跃，书画人口越来越多，各种教学班层出不穷，师徒传承的模式重又出现，连拜师仪式也俨然回归。
如何看待书画界新近流行的跪拜礼？它是传统艺术师徒传承的一种必要形式，还是传统礼仪中的糟粕部分？在今天，跪拜果真有助于立师道、“尊师重教”？传统艺术师徒传承的模式又该如何与时俱进？
“跪拜事件”褒贬不一
对于凤凰岭书院开学典礼跪拜仪式引起的争议，韩国栋表示：“跪拜的目的在于‘尊师重教’，‘古代手工艺相传徒弟一定要跪拜师父，这种形式本身就来自于儒家传统文化。跪拜是传统文化师徒关系的一个承诺，弟子诚心诚意接受老师的教诲，老师将毕生所学倾心传授，这种承诺神圣而崇高，师生双方也都是自愿的’。”
当天在台上接受跪拜的某著名画家在发言中说：“开学典礼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举办，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师生之间通过这种传统礼仪形式，实际是建立了一种互相信任、互相依恋的关系。学生借这种礼仪形式表达对师长的信任和求知问道的决心；而教师接受这种礼仪也就等于接受了为人师表、授业育人的责任。这是一种无声的、美好的、终生的协议。”跪拜学员中有人称，“跪拜礼只是小小的传统，不要这么大惊小怪”“我们拜的不只是老师，而是失传或失落的传统文化”。
网友“抱鸿堂”说：“传统拜师无可厚非，跪拜也很正式。就是这么一批，挺吓人的，开个入门弟子班不就得了。真希望都是认真画画的。”网友“大雨_62290”说：“凤凰岭书院拜师仪式足以看出中国画的影响和魅力！书画大腕们正襟危座，弟子们行跪拜之礼，在钟鼎鸣声中成礼！”
与参加者对这一仪式持赞许态度形成反差的是，网友持批评意见的占绝大多数。《美术文化周刊》专门就“如何看待书画界新近流行的‘跪拜礼’”在官方微博进行了民意调查，截至11月21日零时投票数据显示，选择“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应予摒弃”的占33.8%，选择“不符现代文明礼仪，师徒传承模式应与时俱进”的占32.3%，选择“适合于私人空间，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占23.1%。另外投票给“不是糟粕也不是优良传统，无所谓提倡不提倡”“这是传统艺术师徒传承的必要形式，值得保留”选项的分别为 6.2%、4.6%。
国内众多媒体对此次“跪拜事件”给予迅速关注和跟进报道，诸如《集体跪拜为哪般》(《新闻晨报》11月19日)、《书院跪拜礼难见文化自信》(《北京晨报》11月20日)、《跪拜尊师礼缘何惹争议》(《京华时报》11月20日)等。《新京报》分别以《书院开学行跪拜：礼还是耻？》为题收集正反方意见，呈现不同观点的交锋，“不应将跪拜礼等同于‘尊严矮化’”“礼不必废，跪可以免”成为双方各持的论点。
“在现代文明社会，确认师徒责任关系怎么要用跪拜礼这样的方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接受《美术文化周刊》采访时表示，“所谓确认责任，是自我精神层面的行为，它并不需要一种仪式行为来完成。但是，封建礼法就要求礼的必要性，跪拜之礼，是下对上、臣子对圣上、儿子对父亲、徒弟对师父，它完成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依附和服从行为。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人与人身份、地位的平等和个人的独立自主。再行跪拜之礼，实际上，是放弃了一种人生的平等。”
“不论师德还是伦理，都错了一个时代，又缺了一种真诚。”《凤凰周刊》前主编邓康延说，“拜师行礼，自古就有仪式，以示崇敬和遵从，千百年间隆重的图像文字皆有描述。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帮着青灰长袍的成年人大跪大俯之态，只觉得那种卑恭对傲骄的后面，其实是权势的排场。现在书画界不乏拉帮结派，哄抬轿子，做托银子，人格极度萎缩。”
美术批评家闻松就此撰文《弯曲的是膝盖，缺失的是现代价值观》，文中写道：“当这帮身穿仿古服饰的文化导师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学子们跪拜时，他们丢掉的恰恰是现代文化中最重要的祛魅意识和启蒙精神，而启蒙理性恰恰需要着落在个性的自由与思想的解放上，而不是对传统僵化模式的顶礼膜拜。”著有《八位大学校长》、《大学之魂》的山西社科院研究员智效民表示，要求学生行跪拜之礼，表面上看是为了尊师重教，其实是对当代教育的一种嘲讽。这种嘲讽不是以现代文明为参照，而是以“传统文化”为榜样。这恐怕是当代“国学热”的通病。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需有新解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关于“师”“为师”的论述不少，诸如，“智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谓之师。”(贾谊《新书》)“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吕氏春秋》)“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等。
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姜太公《太公家教》中所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此语的理解，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苏坚认为在不同时代和语境下差别会很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转化为现代的‘尊敬’伦理，则是人都得平等相待、互尊互敬，师生是其中的一种关系，当然也应该相互尊敬；但这句话若流为教条乃至教律，可能就是传统中的糟粕：如果某师是媒体也报道过的‘腐败之师’，某师是性骚扰惯犯，某师迷信权力游戏……此师也终身为父吗？”
对于跪拜礼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表示，跪拜是传统礼仪，本身无所谓好坏。礼仪一定要发自内心才有它的作用，否则只是徒具形式。“中国传统礼仪多发生于农耕时代，多数礼仪形式带有人类早期活动特点，即多以身体变化来体现相应内涵。但时代发生变化以后，这些礼仪形式也一定要发生相应变化，礼仪变化也是由繁向简，最后落实在简单的握手、作揖、拥抱、贴面等简单形式。跪拜本身是繁琐礼仪，对环境、服装、空间等都有相应约束条件。现代社会，跪拜已不适宜。”
谢泳还认为，传统的师徒关系和现代社会的师生关系有很大区别：“现代社会已完全没有传统师生关系的依赖性，教员是公职人员，职业本身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传统中融知识与信仰于一体的行为。现在是生存第一，学生在知识上与老师不是一个简单的依赖关系，跪拜没有用，你在知识上与老师有再好的承传关系也没有用。现代社会是一个学历社会，学历是现代社会选择人的唯一标准。”
对于当事人“我们拜的不只是老师，还有传统文化”的说法，肖鹰认为对传统文化要区分两个层面，要讲清楚传统文化的精神和魅力，也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华的部分譬如道家强调的自然，儒家强调的大义担当，这些是精华，但道家、儒家也有糟粕的部分，譬如儒家所说的人是有等级划分的，以及三纲五常。如果将糟粕继承下来，等于我们在搞历史倒退。他说：“现在的中国历史已经从封建社会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在这个前提之下，要反对封建社会那种等级制度，还有相应的人身依附关系。现在搞师徒跪拜，实际是对封建社会的礼法体制的复辟，至少在师徒关系上是在恢复礼法体制，不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这是要区分清楚的。”
赞同跪拜礼的有一种观点，徒弟正式拜师后，才表明一种责任关系的确立。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理事长李向明表示不解，他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跪拜的习俗就逐渐作为封建礼教被铲除，而这次声势浩大的书院集体跪拜，是这种旧习回潮的深化演练。“只能加强尊卑等级的划分，与现代文明所提倡的民主、平等的人际关系完全背离。这种现象完全是一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在倡导传统文化回归的当下，更需警惕和认清没落的复古情景的再现。”据他观察，近几年，有多处举行师徒集体跪拜的事例，他认为其根本不在于尊师重教，而是利益链条使然，是打着继承传统文化的幌子，拉帮结派，壮大队伍，炫耀身价和地位，尤其是在买卖市场中的地位与名头。
对于跪拜礼后师生责任关系得以成立的说法，苏坚亦表示怀疑：“如果这种责任关系可以证实成立，那我建议
成立条件是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断增加的，比如，他们不存在收费关系、不存在发证(进修证、结业证、毕业证)关系。”
今天应该如何拜师、尊师
过去，拜师仪式要行三跪九拜大礼。近现代的很多书画家都有过拜师名家或自己收徒的仪式。记者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1980年代初，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拜马寿华为国画老师，行传统的三跪九拜大礼，张大千则在一旁陪礼。这样的场面曾经屡见不鲜。
《启功全集》编委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李强编过《陈垣和家人》一书，对书中记录的一次启功先生行跪拜礼印象颇深。“文革”后期某年大年三十，启先生去老校长陈垣先生住所去拜年，去了把小院门一关，跪上正堂，行了大礼。“当时在场的还年轻的曾庆瑛(《陈垣和家人》作者)被吓了一跳。启先生行的是正儿八经的礼，当时陈先生也受这个礼，受完礼后，将他扶起来，步入厅堂说话。”
“启先生还有过一次行跪拜礼。他是个佛教徒，为了做《大悲咒》，他就去问当时雍和宫的住持学咒，一进门见了住持就跪下，说要学这个咒，在住持念这个咒的时候，他一直是跪着受的，我认为这是对住持的尊敬，也是对接的咒的尊敬。这个活动完了要照相，他就把住持扶在柜子上，自个儿站在旁边，从年龄上说，他要比住持年长，别人都说这不合适，尤其大家知道他大名，但他说这是我们教里的规矩，作为修行人，要懂礼。”李强说。
生前曾担任启功先生助手的侯刚接受记者采访时，描述了启先生对待拜师的态度。侯刚回忆道，曾有学生想要跟启先生拜师学习书法，启先生婉言谢绝。曾有一位研究生刻了一方章，上刻“启功弟子”，启先生看见了很不高兴，说你把这个章磨掉。在对待师生关系上，“启先生曾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同学，留校了是同事，出去工作了是朋友。他经常讲教学相长，从未用师徒的方式去界定过师生关系。现在很多人说‘我是启先生书法弟子’，启先生都是不承认的。但有人向启先生学习写字，他总是很热情地提供意见，给予帮助。但他生前一直这样讲：我没有收过书法弟子”。
太原师范学院中国书法史论与艺术研究所所长刘锁祥是国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姚奠中先生入室弟子，他这样陈述自己的拜师经历：“我拜姚先生为师，当年既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实行什么跪拜礼，姚先生也没有要求我做这些，而且过去几十年也从没听先生讲过，他在章太炎先生的国学会研究生班时施过什么类似的礼。现在高校有种情况，就是教师在学校教学，同时又拉出学校中的学生，自己来做师傅，甚至要求学生来施跪拜礼，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太不正常了。”
智效民认为，跪拜礼重现显示了一种沉渣泛起的趋势。“就最近所见，前有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某欲辞掉硕士生导师去办私塾，并要求弟子行跪拜之礼的新闻，后有凤凰岭书院学生集体跪拜老师的场面。尽管当事人都有各自的理由或借口，但是在我看来，行跪拜礼不但与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而且还有为帝王制度招魂的可能。”
“如果我们在一些重大祭祀典仪中，对古代先贤行叩礼甚至跪拜，可以理解为表示一种遥远的崇敬。但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对还在世的人，这样一种表现，是一种倒退，是反现代文明的。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是批量性的、大规模的行跪拜礼，不仅会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且在不良的商业气氛中，可能在合法和非法之间形成灰色地带，甚至会走向一种帮会化。现代帮会，常常是以师徒、兄弟关系来组织，跑拜就是一个必要仪式。这种行为对社会来说，是包含着很多危险的。”肖鹰分析道。
谢泳认为，今天的师生关系和传统的师生关系完全不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今天已不可能，因为今天的知识系统相当复杂，学科非常细密，老师无处不在，与传统中的一生基本固定一师的情况完全不同。尊重传统的方式必须与时代共进。”
在倡导传统文化回归的当下，作为国家文化机构以及私塾、书院等民间文化机构该承担怎样的功能？苏坚认为，传统不是“倡导”而回归的，而是在生活需求中回归的，生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不是行政生活，不是国家机构生活。所有表演都不是真实的生活。
编过《老课本新阅读》、拍过纪录片《先生》的邓康延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深有感触：“我看到民国编小学课本的先生们，能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话；有名望的先生及其弟子，亦师亦友，互为尊重，更显大家风范。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西南联大的先生和学生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茅草棚，他们率真平和的表率，赢得了更多人的爱戴。杨东平先生为教育纪录片《盗火者》站台时说过一句话：‘人格是最高的毕业证。’各行业的一些人行跪拜礼的时候，但愿人格不会在那里跪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