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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安VS徐冰: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4-08-28 11:09:54 | 文章来源: 人文与社会

中国艺术今天处于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范迪安:我和徐冰先生处在艺术界,其实,我们也是对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时代发展也是感同身受的。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艺术评论和艺术研究。徐冰先生是一直从事艺术创作,而我们共同的方面又是进行了很多年的艺术教育。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两个人很高兴和网友们谈一谈从艺术的角度来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经验。但是,要特别聚焦于怎么样认识中国今天的一种大的文化的结构式的特征。如果是要落实到艺术上来看,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生态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和中国自己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参照国际整个当代艺术发展的规律性的特征,以及我们今天要面向未来的一种文化发展的姿态。我们怎么来思考,或者说怎么来看待一个当代艺术的文化生态问题。这方面,徐冰先生刚刚从美国参加活动回来,他总是在做跨国界、跨文化的行为,所以,他这些年来从中国到国外,特别是从东方到西方,他的跨文化的艺术体验、艺术创作的精力,我觉得是更能够既从近又退远一点来看待中国艺术,看待中国艺术的今天所处的重要的文化关节点。你先跟网友们谈几点。

徐冰:大家好,跟范迪安馆长,我们过去是同学。我前一段回到美术学院,他去了中国美术馆。事实上,咱们除了上次在国际亚洲当代艺术发展策略会议上见过面以后,一直没有见。我一直想找他获得很多在中国和在美术学院工作的经验。因为他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教育上做了很多工作。前一些年,他在怎么样把当代艺术和国际当代艺术系统衔接和有沟通性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因为他用他特殊的身份为实用艺术和现代艺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两个都在参与这样一种活动。我前很多年在国外待了18年,这18年是在世界上跑来跑去。参与大量的展览,做大量的讲演。每年的展览会有28、30场之多。有一些是国际的大的主题性的展览,或者是大型的个人展览,还有小型的群展。过去的这些年在西方是短兵相接的状况,和国际进行接触和工作。我最近回到国内,回到中央美术学院,这是我的母校,因为我过去在这里读书。毕业以后在这里教了十年的书,教基础的素描。我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很愿意和学生在一起,因为学生总是会给你很多的启发。在国外,由于特别忙,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也没有教书了。但是回来以后,大家有很多的议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我身上带着现代艺术的身份。但是中央美术学院以学院这个系统,在一般人看来,它是比较传统、比较正规化、比较学术、比较封闭的系统。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徐冰可以和中央美术学院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大家有这种认识,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旧有的概念太牢固了。比如说前卫艺术是一个系统商业艺术又是一个系统。实用艺术、应用艺术又是一种系统,官方艺术又是一种系统。在文化圈的概念中,这个想法是固有的。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大的格局下,在中国这么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层次中,在文化生态上,这基本上属于一个原始时代。为什么说是原始时代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对于所有人来说,不管是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对于任何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东西。任何旧有的形态和概念都是可以重新考虑,可以重新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商业体系对艺术家工作要求更严酷

今天,实际上是各种系统和各种部分集中在共同的工作,和建立未来文化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其实,很难讲,比如说学院这个系统就是如何的保守。或者说在野的系统就是如何的前卫和开放。

其实很多概念都在转换。比如说几个月前,我和王辉见了一面,他说,实际上很多在野的艺术家,现在大规模的进入了一个商业的体系中。商业这个体系更严酷、更严格的要求艺术家的工作,甚至到每一个作品的倾向。

我觉得你身份一直在几个部分之间,你在美院做教师,你又在国际上策划很多大型的展览。这种展览和美术学院要求的东西和教学不是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且你在这之间,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怎么样在这之间做艺术和生态的工作,我想你会做那些介绍。对我其实是一个经验。

范迪安:这个时期是大家把共同的经验都拿出来。一个是可以互相分享和借鉴,也可以从彼此之间的交互中,大家来做一些新的尝试。我们现在文化的系统确实处在一个重建、新建的时段。这个时段有几个大的基本条件:

第一个,中国从传统形态的文化走向了现代。特别是走向了跟世界越来越近的当代。

第二个,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文化关系也是越来越多的交流。尽管文化永远有它国家的特征,有民族文化的特点,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文化的一些运行方式上,肯定是越来越具有共通性。

由此,我觉得当代艺术的生态系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它有越来越多的相互性:第一个,从一些运行的特征来看,过去我们说院校的就是按照原来比较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观念来施教。现在显然不行,教师还是这些教师,但是学生起了变化。过去教师是主体,现在学生也是主体,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或者说两个方面互为主体。因为今天的学生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现实社会,尤其是网络系统里面。他获得的知识很多不是从老师那里了解的,他可以上网了解世界上各大博物馆的信息。中央美院大概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理位置,因为中央美院在望京,在大山子,周边有798。他获得知识的渠道、方式首先起了变化。反过来看商业,今年中国的艺术画廊、拍卖会非常的活跃。它的资源从哪里来?他要从院校从来,过去他可能只是从知名教授和画家获得资源。现在他有很强力的运行手段,可以迅速的把年轻的艺术家拉到艺术商业活动中来,使他很快的被社会认知。过去的美术馆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比较单一的,现在显然是一个非常多元、多样的创作生态。我们当然要给予不同的关注,都要把最好的找出来。现在你很难衡量一个博物馆只做传统型,也很难衡量它只做当代型、前卫型。在我的印象中,只要能够提示这个时代的重要文化命题,或者是唤起公众新的文化认知,都是很好的艺术。就以今年美术馆的展览为例,我们做敦煌艺术,这是中国古代艺术最好的。我们经常做一些 20世纪的老人,根据他们在这20世纪百年的不平凡的历程中,他们的创作出来的作品。特别是新兴版画的文化功能非常高。这就是中国的现代艺术。同样,对于当代、各个类型,我们都是与最好的艺术家合作。包括今年即将举办的新媒体展览。我们今天处在不能用简单的两分法,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看待今天的艺术教育、运行、创作、传播、交流。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过去的封闭走向开放。这个开放不是无边,而是不断的从自身的变革过程中,来开始做一些更重要的建设性的工作。这个建设性的工作,就要有一个认知的方式、一个方法论。这个方法论里面就是要避免简单的二分法,避免简单的把界限看成是固定的僵硬的。这是真正正视到中国艺术的现实,只要正视到这个现实,我们每个人在其中做好不同角度的工作。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才会变得更加丰富。所谓的国际交流,首先是中国的艺术不像过去80、90年代,哪个艺术家有一种超前卫的姿态,超过西方能够承受的所谓的艺术动作,就能够获得效果,我想可能不是那样的,而是从各种文化关系里面,来找到自己的文化命题,来提出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够证明他在这个格局里面产生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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