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公共性和私密性这对范畴来看待“记忆”。但这不是说，有一种个体记忆，还有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群体记忆。凡记忆都是个人的，把它记录下来，既可以是纯属私人的日记，也可以作为口述史而传诸后世。我们不是不可以像近现代认识论那样，从心理活动的角度看待记忆，但是，那个角度不容许思想走得太远。对于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谁在记忆、怎样记忆，而是记忆所呈现的内容。有谁在脑电波的层面上看待思想的贡献呢？思想如此，记忆亦然。
在任何时代，记忆根据内容都可以分为公共性和私密性两种。通常来说，唯有具备公共价值的记忆，才可能进入历史，进入艺术。但是，一种记忆是否具有公共价值，极大程度上并不由亲历者决定，而是由时势造就的。左翼木刻、星星画会和85新潮，这些时势造就的艺术运动，无不受益于特定时代共通的记忆。70后、80后和90后的艺术家，虽然也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因此也共享着类似的记忆，但他们的记忆却很难说是共通的。记忆之所以具有共通性，是因为有一个宏大的体系来解释弥散在个体遭际中的记忆，使之形成一个融贯的整体。年轻一代的记忆或许是共同的，但未必是共通的，犹如相似的沙粒未必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现时代的记忆正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勾连它们的是互联网上川流不息的信息。
现如今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太私人化，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你让他们选个公共话题来创作，就一定能引发共同关切么？有那么一类艺术家，的确是根据新闻图片来创作绘画，或从这个时代各种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中，寻找波普式或达达式拼贴的可能。他们的确比那些从事“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老艺术家更认真地对待艺术，但是，依托于社会新闻或娱乐工业的艺术，就一定比一张报纸或一部电影更有意义么？我们需要一位蹩脚的读报人来发表他们对每一条新闻的评论吗？我们需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一部纯属娱乐的电影吗？
在中国，需要艺术家来发表对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看法的年代，已经随着星星画会被人遗忘、85新潮进入拍卖行而告一段落。西方思想家用“艺术史的终结”来描述一种表面上相似的处境：艺术不再隶属于某个有方向的历史，不再有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的发展，不再需要用一个理论前沿来终结另一个理论前沿，而是退回到一个只需要用一种理论来解释艺术的时代。曾经被杜尚的小便池战胜的传统美学卷土重来，艺术被重新理解为抒发艺术家个人思想情感的媒介。然而，在美学占上风的时代，艺术是有明确标准的，在今天的艺术界，尤其是中国的艺术界，这种标准却日趋模糊。专家的意见或品位，不再是决定艺术品价值的重要环节。作品的价值在批评家动笔前就已经被一套抽象的、远程的市场机制决定了。批评家所能做的，只能是向不明所以的观众解释一幅画为什么卖得这么贵，人们想讨一个说法，就像他们出于装饰目的，需要一个打不开的衣兜。于是，不仅创作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偶然的事情，连对创作的评论，也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偶然的事情了。
在这种状况下，凭借私密性记忆进行创作，至少不比根据公共性记忆进行创作更差，有时候，甚至比后者更为真诚。人们常说，中国缺乏公共艺术。但是，在一个如此缺乏公共性的社会中，公共艺术除了虚假地与观众互动、不痛不痒地讨论所谓的公共问题外，还能做什么呢？对于那些已经被高端市场和西方舆论承认的艺术家，他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既可以讨论自己身体上的某种私密感受，也可以讨论监狱文化和普遍人权，但是，这些讨论无论真诚与否，都只与作品的价格再创新高相关，而无关乎普通人对世界的感受。然而，那些刚刚迈入初级市场的艺术家，那些我们还能在日常生活中随便遇到的艺术家，却有可能会引发我们的感怀与共鸣。只要他们足够真诚，哪怕只是纠结于自己的小感触，也有可能通过这一感触的成形，而引发我们类似的感触。在感触的深处，人与人是相通的。
要解释这类作品，我们既不需要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史，也不需要后结构、后殖民或更时髦的理论，克罗齐或朱光潜的美学便已绰绰有余。形式的直觉，直觉的形式，艺术活动赋予艺术家内心感受以形式，艺术品成为艺术家抒发个人情感的媒介。在这样的创作中，无论是现成品、身体表演还是影像新媒体，都不过是一种表达艺术家思想情感的媒材，与传统的油彩或水墨别无二致。这种平实的解释方式，对于习惯于报道威尼斯双年展的专业媒体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但是它或许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我们无法用揠苗助长的方式，帮助卡夫丁峡谷中的中国艺术家跨越自己的时代。
中国当代艺术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走向衰落或已经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作为一场失败了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除了盲目摹仿西方的风格和流派，在艺术上并无超越于西方前卫艺术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当85新潮被写进艺术史的时候，国内的当代艺术市场还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今天，国内红火的还主要是投机市场，真正面向普通消费者和藏家的初级市场还只刚刚起步。历史地来看，市场、尤其是初级市场，尽管常常被艺术史家所忽视，却构成了西方现当代艺术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不与本土消费者和本土机构接触的艺术，是不接地气的艺术。中国当代艺术，一旦脱离了与解放话语的关联，就被视为是对西方前卫艺术的一连串摹仿，其价格的不断攀升则会被人怀疑是西方的圈套，其原因正在于此。水落石出，中国当代艺术终将面对一个更真实的自己。在此意义上，发生在当代中国的“艺术史终结”和“美学的回归”，并非令人悲哀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