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在艺术的评价上有过的最大“丑闻”，大概要算海德格尔对梵高《鞋》的那段著名评价，海德格尔犯了一个著名又不著名的“低级错误”。梅耶·夏皮罗不确定海氏到底评论的是哪一幅画，因为有三幅符合海氏的描述，于是他去信询问，而最终在回信中被海氏确定的描述对象，那双鞋梵高只在城市里穿过。
但这个理论史事件却没有得到什么重视。在理论教育中，虽然有着明确的对象，但是由于生成出了“艺术是真理的自行介入”这一论断，论述被当做分析命题接受了，分析命题，即没有任何经验内容。而如今，当我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们提到这个低级错误时，他们的反映却出乎我的意料：在他们看来，海德格尔给出了完整的表达，而错的好像是梵高，他应该穿着那双鞋在乡村耕种两年，而不是在城市里做一个乡村非主流。但这种态度反而让这段理论史上数一数二的精彩评述立刻转变为了语言暴力。他不但没有如他所说，“无私”的澄明作品中的真理，反而把作品和作者一起俘虏甚至消灭了。更不用说夏皮罗在最初的筛选中，发现了三幅符合描述的作品，从经济角度说，梵高的《鞋》因为其复数而贬值，而艺术史更多的收藏了海德格尔的评述，因为它才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当谈论杜尚、沃霍尔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和这一事件的潜在联系，这并不奇怪，因为从表面上，执着于现代技术现成物的他们似乎是海德格尔最激励的反叛者。但是，如果我们带着这些装置艺术家的视角重读海德格尔的这篇文章，也许会惊奇的发现海德格尔在此处就像一个装置艺术家：他陈置一个物，剥夺物的原初语境，使得物只能介入到他的论述当中，这并不是“真理的自然介入”，而是“物的被迫介入”。而当复制技术开始泛滥的时代，梵高的《鞋》，某工匠的便池和盒子，它们都是受迫之物。
海德格尔提供了史上第一个装置艺术的理论原型，我们不妨将这一作品称为《这双鞋没有穿着梵高》，它就立刻有了现代艺术的气质。装置艺术的原型在海德格尔的著述中几乎无处不在：黑夜木屋、罗马喷泉、精致古瓮，这些物都在海德格尔的笔下成为了一种脱离了原初生产及其生产者的纯然之物，受迫于一种装置艺术的摆布。而一旦我们站在这个视角重新审视“天地神人”的“四方域”，也许会发现这一模型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温和，它更像是一个极具统治力的策展：在“天地神”三角结构的稳定系统下，“人”不过是一个被加入的“器官”。无论这个“人”指的是观众还是原初作者，尽管“四方域”四者彼此敞开，但是“人”的所持往往是最少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就像一个被迫开放关口的国度，海德格尔的策展，最终指向的其实是人对形而上学以及形而上学家的臣服。
装置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对物中所蕴含着的人类经验的剥夺，而非澄明和维护这种经验。奥尔特加在《艺术的去人性化》中隐约的触碰到了这个层面，他指出现代艺术的实质在于“歪曲”，使得作品远离人类的同情，这确实是那一代现代画家们在做的事情：“风格化就是一种歪曲”，这正是他们选择对抗哲学家的手段，那就是尽量的脱离艺术家与哲学家共有的自然，把作品创作为自己的私人语言，保护物种的经验成分。这正是夏皮罗对海德格尔的反击方式，他说梵高的鞋就是梵高自己的“自画像”，它拒绝公共诠释。
“拒绝”这个词一直潜藏在现代艺术的后台，后被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推上前台，但如果 “争夺”被驱逐了，“拒绝”实际上意味着“惧怕”。梵高之后的艺术家不再与哲学家争夺物与具象，他们从斗争中逃逸了。这无疑让杜尚和沃霍尔这样的装置艺术家轻易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不再像海德格尔那样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哲学体系才能消灭一个艺术家，他们只需要占据本就匿名的工业制成品，工业社会已经剥离了物中的人类经验。现在的装置艺术家不需要再像鼻祖海德格尔那样用哲学抢夺物，一个好的装置艺术家，不需要证明自己作品的合法性，只需要证明自己的统治力和决心。但就是这样的标准，如今也被“人文关怀”逐渐蚕食。
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的这个事件写进艺术史，就会发现艺术与哲学之争不但没有更激烈，反而有消失的危险。如果能够把海德格尔看作是杜尚和沃霍尔的同行，那么他对技术世界的批判指向的是对斗争消失的恐慌。因“充满劳绩”，“诗意的栖居”描绘的非但不是宁静，而是凡人与“天地神”斗争战败的弱感，萨特的“介入”和加缪的“西西弗斯”成为海德格尔一脉最终的成品也由此而来。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并非基于其对公众审美的影响，而是工业生产成为了一道横贯于艺术和哲学之间的城墙，保持了一种和平的外交状态。如果沃霍尔式的装置艺术不消亡，哲学和艺术就永远处于一种游戏般的打情骂俏，哲学界和艺术界实际上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安全期，无论如何被强暴都无法受孕，无法酝酿出下一个哲学和艺术阶段。我们缺少海德格尔那样的征服者可供跟随。
谈论“哲学与艺术之争”，而不真正的以哲学家或艺术家的视角去斗争和剥夺也许才是最大的弊病。当今艺术所要做的，应该是去杜尚和沃霍尔化。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哲学家，如果目标物没有什么值得剥夺，我们何必还要去用哲学或艺术来命名这种虚伪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