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书法
一个“修”字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蔓延。最近有评论家向笔者抱怨，他近日参观了国内几个颇具规模的当代中国画画展，发现后期修饰味道特别浓，充满匠气。这样的批评针对的是一些青年画家。有评论家称，这些年轻画家的作品本该充满自然的艺术冲动，但现在看来许多作品过于看重表面细节的矫饰，恨不得刻画得像照片；有些干脆连毛笔和宣纸也不用了，而用刷子在处理过的纸上反复“描”、反复“抠”、反复“修”；中国画讲了几千年的“线”、“点”、“皴”、“擦”、“染”等技法荡然无存。这位评论家批评说，“制作风”在20年前虽然已有，但近几年愈演愈烈，说到底，这是被看作“中国画骨髓”的“写意精神”的严重流失。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说，写意精神的流失是严重的学术退化，它已严重滞碍了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他希望以他们这一代人的实践能唤起年轻画家对中国画写意精神的重视。
“制作风”“矫饰风”盛行
杨晓阳说，与西方以科学观为先导的艺术方法不同，中国画讲究表情达意，画人、画物讲究“神”，呈现的画面必须具有趣味感和意象美，表达的意境是画家真实的内在审美。然而，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画家注入的感情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制作”和矫饰。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许多年轻人热衷于将细致推到前所未有的极限。以人物画为例，牛仔裤的纹理、皮鞋的光亮可以被一丝不苟地刻画出来，甚至连画中人物脸上的汗毛孔和青春痘的印迹都惟妙惟肖，唯独不见的是人物彼时彼刻的血肉神情。上海中国画院的张培成说，这样的作品乍一看蛮细致、蛮像，甚至颇有几分淋漓尽致的感觉，但已经丧失了中国画的意韵，让人看了很累！他说，中国画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即便是造型方式偏向于写实的古代工笔画，最终也没有丢掉写意。比如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纸本工笔画——顾恺之《洛神赋》，表现的方法是工笔，空间构筑和人物造型采用的却都是很写意的方式。
“修”的盛行还体现在中国画的书写性的丢失。杨晓阳告诉笔者，中国画讲求“以书入画”，是“写”出来的。所以画作的落款一般是写于某某年，而不是画于某某年。这是因为，中国画的绘画工具和日常书写工具都是毛笔。这个柔软的工具给绘画过程带来了无限可能性，在落笔之前甚至是不能完全预知其效果的，落笔时的精神、情绪和体力状态都会在画面上造成细微的差别。中国画最常用的宣纸，很薄、吸水性很强，一笔下去，墨马上渗透到宣纸里面，连反面也有，基本是不能修改的。因此中国画讲究一气呵成，不能间断。但现在有些画家，毛笔和宣纸不用了，转而借助刷子等工具在处理过的纸上反复磨、不断改。这种一小笔一小笔堆积完成的画面，匠气十足，书写性无从谈起。
“八大山人若今天考美院，一定落榜”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杨正新认为，当代中国画刮起的“制作风”与眼下各种美术展览的评选有关。有些评委出于自己的喜好，或者认为这类作品制作很认真、花了很多时间，让它们入选甚至获得重要奖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看到这种画能讨好评委，作者自然一窝蜂跟上。
许多专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美术教学体系对中国画创作的“植入”。他们认为，目前国内中国画教育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模式，教孩子画画，第一课就是把什么都看成立体的，以素描作为美术训练的基础课。不是说素描不重要，但西方的素描与传统中国画的素描方法是不一样的。西方素描画一个人，模特一般会固定在一个位置；而中国画的素描，画家看一万个人或许才敢落笔画一个人，且画的还未必是物理上的真实，更多时候，所画的东西只是借用来抒写自己情感的一种媒介而已。画荷花，常常不是为了画荷花而画，而是画家在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刻画过程中，情绪得到疏解和释放。全部用西洋素描的规范来套，这就把中国画所应该具备的一些本质东西抛弃了。有人说：“八大山人若今天考美院，一定落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