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之先生携来这份小小的“巴比松画派绘画展”，实在是奢侈的事。三十多年前，我们不能梦想会有一位中国人带来这等珍贵的法国大师绘画真迹。九十五年前，1919年，徐悲鸿先生动身赴法，此后带回欧洲十九世纪绘画美学，初创了中国的油画教学，影响几代人，但他在巴黎亲睹的法兰西经典，因持续的战争与内乱，无缘来到中国。三十六年前，1978年春，由中法两国文化部协办，隆重推出庞大而体面的《法国乡村绘画展》，中国人终于头一次观瞻来自卢浮宫的原件。那年我25岁，在勒帕日、柯罗、米勒、库尔贝、西斯莱的画作前徘回不去，日后的《西藏组画》，即直接受惠于这些真迹的教益。
过去上百年，法国巴比松画派对中国油画影响甚深。这一层，法国画家不知道—自八十年代西方前卫艺术大量进入，这一影响迅速消褪──对我辈及上两代本土油画家，巴比松绘画是优美动人的记忆，并藏有深在的文化意涵：巴比松绘画与华夏农耕文明与田园诗，似乎同属相似的传统，它又唤起民国左翼艺术家对乡村与劳动者的同情──事实上，巴比松画家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初告醒觉的第一代左翼，米勒的《拾穗者》即曾被当时的右翼评家指为“鼓吹社会主义革命”。1949年后，少数几位巴比松画家，米勒、柯罗、杜米埃，连同荷兰的伦勃朗、德国的珂罗惠支，被中国社会主义文艺阵营认作可被接受，并予敬仰的“现实主义大师”，而当八十年代文艺新启蒙展开之初，为摆脱政治教条，回归写实主义真义，当时的所谓“生活流”和“乡土画派”，再度将巴比松画家视为遥远的伟大先驱。
在欧陆文脉中──法国无疑是十九世纪的绘画重镇──巴比松画派的缘起，语义远为繁富而深远。十九世纪之初，资产阶级文明迅速拙育，艺术家的个人意识，发萌了。当年隐居林野的巴比松画家属意于大自然，时当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与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趋于尾端，圣经故事、历代神话、贵族、争战、盛典、宴饮、美人、裸体……虽仍是第三共和沙龙大展的首选主题，但都市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画面，田园景色与乡村风情，进入画家的视野。隔海的英国画家康斯泰布尔与透纳的风景画，或略早，或同期，与巴比松与印象派画家的实践，彼此启示，遥相呼应──在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之后，不能想象法国绘画直接进入印象派的新美学，巴比松几位老将，还有那位雄强的画家库尔贝，日后纵容了印象派画家的放胆实验（当初被视为异端的毕沙罗、雷诺阿、莫奈，无不敬仰柯罗的绘画），后印象派的塞尚、梵高在世时，现代主义的根苗（立体主义、野兽派），即深植于他们二位的画局。
本次展览的好几件作品，令我惊异，米勒与柯罗的几幅素描，几乎件件都好，与欧洲博物馆相类收藏，属同一水准，尤令我叹赏者，是柯罗的《多菲内山》，混茫而清远，是柯罗早期风景画中极难一见的视野和构局。此外如保罗·於埃（1803﹣1869）的《林边小镇》、亨利﹣约瑟·哈皮尼（1819﹣1916）的《树丛》、纳西斯·迪亚兹·德拉佩尼亚（1807-1876）的《风景中的两位骑兵》、让﹣菲迪南·夏诺（1830-1906）的《羊群与牧羊人》，虽非名画，却都是珠玉之作，透射着巴比松画派共有的质朴而温润的神采。
在世界范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后，田园诗与田园风景，势成绝响。人观看自然，并诉说这观看而存于艺术者，唯西方文人所景仰的中国宋元山水画，及现代中国画家熟知的法国巴比松与印象派风景画。辜鸿铭曾说，欧洲诸国与中国文化最是遥相默契者，是法兰西。诚哉斯言。我曾游历巴比松及印象派两代画家盘恒寄居的枫丹白露森林，不论景色与气息，均难找回当年的感觉了，大自然，并非长存而不变，一地一时的景象惟经艺术家手眼点染，始得永存。
祝牧之先生的巴比松畫派展览在北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