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高居翰与朋友、学生一起在家中庆祝87岁生日（图片由黄晓、刘珊珊提供）。
乔迅 Jonathan Hay
柯律格于1975年摄于北京天坛公园
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西方几位杰出的中国美术史学家中，有三位苏格兰裔，分别是高居翰、柯律格和乔迅，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师承和学术背景，但你会发现他们三人身上都有着强大的苏格兰传统。苏格兰的一个传统是重视哲学，具有批判性，总想颠覆些什么；第二是重视历史；第三是重视社会经济和社会关系，这在他们三人的研究中有很明确的体现。
高居翰是这三人中年纪最长的，也是我最早认识的，1988年高居翰因为我的一篇论文专程到中国来找过我，此后在陆陆续续的学术活动中也有许多交流。在我接触过的做中国美术史的外国学者当中，高居翰应该说是最博学的，他的知识总量十分庞大，他是那种你可以跟他聊很多东西的人。有的学者特别害怕你跟他朴素地聊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做的东西太有限了，他把他知道的东西全都写到书和文章里，边角余料都不剩。但高居翰不是，他虽然写了不少书和文章，但那几乎只是他知识中的一小部分。在美术史谱系中，高居翰是首先将社会、经济等因素引入了美术史研究当中的，但相比柯律格，高居翰还保留了一部分审美观察，作为后辈的柯律格则完全摒弃掉了，所以柯律格的方法更新，影响力也更大。
三位当中我交往最多的是柯律格。柯律格的工作重心是中国美术史领域，可他颠覆性地摆脱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对艺术品审美解读的依赖，不论作品好坏，都被当作社会关系中纯粹的物质来进行研究。柯律格甚至连作品的真伪也不在意，他只关心这件作品如何进入商品的循环，如何发生买卖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现象。他的影响力已经突破了艺术史领域，在思想和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所以有如此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他在维多利亚博物馆的研究经历有关，因为维多利亚博物馆主要收藏了大量中国青铜器、陶瓷、家具等实用器，重视藏品在物质文明中的位置，柯律格在其中浸淫十多年，耳濡目染之下，把绘画也当作一种纯物质文明来研究，最终超越了传统美术史范畴。令人奇怪的是，柯律格虽然在学术上有十足的批判性和问题意识，可他本人却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安静的外表与活跃的思想同时存在，表与里形成了一种反差。
乔迅在三人中年龄最小，1993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叫乔纳森，后来因为仰慕鲁迅，起了中文名乔迅。乔迅是个锐意创新的人，他对高居翰这样泰斗级的人物有反抗精神，所以虽然他也研究中国美术史，也加入社会经济研究，但他更重视理论性和现代性。像他所写的《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就着力探讨早期现代性与石涛的主体性问题，他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汉学概念，而是对当下的艺术也能有所裨益。
从他们三人的研究方法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艺术史研究中，相关学科间的渗透正在为艺术史研究带来更多的可能，而理论性、现代性的研究方法也在逐渐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或许就是苏格兰传统对艺术史的启示。
尹吉男简介：
他是一个写作的学者，是一个喜欢思想，喜欢发现，喜欢解释新事物的人，他是“敏感而又冷静的艺评家”。从考古学转入文物鉴定专业，同时在当代艺术批评领域投入兴趣，这样的跨越使他的学术研究能不断地有所发现、颠覆、命名与定义，及时察觉中国艺术的新动向，并通过各种新鲜视角打通当代与古代的关联。1988年，他以《复数性绘画的全新境界》进入当代艺术评论领域。90年代初，借助“后新潮”、“新生代”、“近距离”等概念界定了一批生于60年代的艺术家，并通过策划《新生代艺术展》推出新人，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新生代专题”。他以“独自叩门”的研究态度对各种艺术现象既关注，又保持着一定距离，不断讲求发现、不带成见地看世界，重新定义新事物。（来源：《艺术客》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