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艺术体制仅是指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主体的政治审批制度，那么中国的当（现）代艺术恰恰是在与体制的博弈中逐步成长壮大的，如果中国当代艺术能更进一步成为国际艺术文化的领先者，需要艺术体制的配合，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当代艺术是指政治审批制度，在我看来这种针对体制的讨论意义不大。因为审批制度完全由政治的开放度决定，讨论政治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艺术能够把控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导致当代艺术具有“准主流”状态，有几个决定性因素：一，当代艺术在艺术商业化方面的获得了巨大支撑，这个支撑是摆脱一元化的决定性因素；二，国外主流大展在价值观上对中国当代艺术具有无可否认的号召力。即使是近年来发生在当代艺术颇有代表性的标志性事件，如范迪安被中国政府推荐任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中国美术馆馆长、徐冰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国家当代艺术中心的成立、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中国美协成立实验艺术委员会等，都不足以认定当代艺术已经成为目前艺术体制的主流倾向。
但是，当代艺术在当今逐渐成为众生狂欢的对象，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概念的包容性已经越来越大，原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精英性的“现代艺术”似乎早已过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挂在口中，尽管现代主义启蒙在中国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这个状况能够被理解但并不正常。
随着当代艺术概念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希望加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当代艺术可能会更多地受到体制的青睐。这个结果一方面给当代艺术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便利，同时它的副作用也已显现：当代艺术已经急剧膨胀，价值观众说纷纭。
所以在我看来，艺术体制应该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制度，审查制度仅仅是艺术界对权力体制感受最深的部分，艺术体制与艺术生态有密切关联，它还应该包括艺术教育制度、艺术展览制度、艺术收藏制度、艺术的从业体制等等，总之，艺术体制应该是一个综合体。
下面分门别类地分析构成艺术体制的各个方面。
A，在对艺术的意识形态审查方面，这种审查明显与当代艺术的内涵相悖，实际上在当代环境中越来越无法束缚迅猛发展的当代艺术，随着艺术商业的渗透和政治生活的逐步开放，审查制度在艺术体制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降低，也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咀嚼艺术正常化给大家带来的福祉。
B，艺术教育体制方面，随着当代艺术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个各级、各院校的艺术教学内容中，教育体制的改变将有可能所加速，尽管这种改变在综合艺术制度各种变革中还是很缓慢的。在可见的年月里，体制化、行政化的痼疾在院校中将顽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也许，现有美术教育体制的根本改变，才彻底标志着当代艺术的主流地位的完全确立。
C，艺术的展览制度方面，随着双年展、三年展制度的确立和被广泛认同，它们目前已经成为目前国内美术界最有影响的展览形式，形式对内容的改变促进是显尔易见的。此外，民间资本力量借助画廊及各种民营艺术空间的展示同样构成了当代艺术展示更为日常化的一个侧面；当然还有一个将会越来越重要的当代艺术展示方式——艺术博览会，从今天欧美艺术的发展看我们会认同这个趋势。
D，艺术的收藏制度在艺术综合体制中发展将是最为迅速的，因为它既是艺术制度变化的诱因，也是艺术制度变化的推进剂。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和私营经济的地位逐步上升，收藏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艺术史背后起到了某种决定性作用，无可否认的是，收藏制度对当代艺术中的推动性要远大于在传统艺术中的作用。
随着基金会制度的逐步完善，它对展览、对收藏的重要推动不言而喻。这些都是我们对收藏力量感到乐观的信心所在。
E，艺术体制中的从业制度也面临突破。用人主要指国有体制的人才政策和工作人员的引进和日常使用，包括美术管理机构、美术馆、艺术院校等。管理机构诸如美协、公立画院等的衰落是有目共睹的；而私营的从业体制相对灵活，可以用利益最大化来作为行业指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民营的艺术院校的壮大。但直到目前为止，牵涉到用人制度的改变在现国有体制中仍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从业体制的根本改变将意味着当代艺术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
这里并不是做一个未来学的预测，但中国当代美术走过的30余年过程让我们有信心对艺术综合体制做出一番展望。
从根本上来说，艺术体制是建立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有创造力的艺术永远是对现有体制的不断突破，而不断突破又构成了艺术生命力的本身。但是突破的努力又形成了对现有体制的逆反和背叛，这既是人类历史的悖论，也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艺术教育体制和艺术从业体制的突破，对于艺术收藏体制和艺术展览制度的拓展，是与对艺术审查制度的突破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们的区别只是我们在不同时期的心理关注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