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冬天开始，水墨艺术忽然间成为了被人们频繁探讨的新话题。来自纽约世界两大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水墨拍卖专场大卖的消息，让艺术圈的人们不断地探讨着水墨艺术会不会成为艺术市场中下一个增长的热点。尤其是，1990年代兴起的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代表艺术家的作品，在拍卖行情中的整体跌落，让人们对水墨艺术充满了期待。不过，这些水墨艺术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画”，它们是受现代文化影响转变后的“新水墨”。
作为一种媒材，水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也曾经被视为“国画”，是中国最主要的绘画形式。但随着封建社会文化的没落，传统的水墨艺术也逐渐丧失了一家独霸的绝对统治地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发起的对文化改造运动，对传统水墨艺术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水墨艺术从体现文人个人趣味与休闲的手段，被改造成了为新政权歌功颂德的文化工具。虽然在1978年后政治的掣肘逐渐松动，可是传统水墨艺术的春天并没有再次到来，反而是代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艺术大行其道。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文革的打击，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已经大体中断；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现代化社会之路。而现代化社会需要的文明是体现现代工业与信息社会的文化价值，其核心价值观主要围绕人文主义与对人性的挖掘反思展开。而代表农业社会的传统水墨艺术，显然与新时代的氛围不太相配。
不过传统水墨艺术的一些文化趣味并没有完全消失，它正像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已经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一有机遇就会死灰复燃。只是，毕竟时代发生了转变，人们已经无法回到古代，有前瞻性的水墨艺术家们也纷纷致力于水墨艺术的改革，使其能够适应今天的当代生活。“新水墨”主体“新文人画”与“实验水墨”现象的出现正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1989年4月，一个名为“中国新文人画”的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5位水墨艺术家的作品。不过与传统书画不同，这些同样强调笔墨趣味的水墨艺术家，在精神意境上不再追寻高雅、幽深，而是表现出了当代人的一些精神特征，如“慵懒”与“无聊”。如果说“新文人画家”还或多或少表现出对传统笔墨趣味的一些留恋，“实验水墨”艺术家们则显露出了彻底的改革决心。他们将水墨艺术与西方艺术形式中的表现主义以及抽象绘画相结合，以表达“人心”与思想为根本目的。在他们看来，“水墨”仅仅是一种媒材，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特殊性，那更多只是这种材料本身所附带的一些物理特性。他们也否定所谓的东方与西方对立的“二元论”，“民族和世界”在他们看来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也正是在这些改革者的锐意坚持下，水墨这个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得以散发出一些新时代的朝气。
然而，因为在1990年代以及20世纪初，中国的整体社会一方面处于向西方学习的状态，另一方面仍然保守僵化，处于中间位置的新水墨艺术并没有引起人们以及艺术市场的过多关注。尤其在中国本土艺术市场还未兴起前，中国艺术的主要客户来自西方。这些西方的藏家群体，大多选择了更为古老或者与西方文化更为接近的中国艺术形式，比如瓷器与带有政治倾向的拼贴画。前者让他们感到好奇，后者则让他们感到更为亲切。水墨处于了一种尴尬的状态。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让这个现象得到了改变。原本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占有主导地位的西方藏家，开始纷纷抛售与清仓自己的中国收藏。而中国的本土藏家队伍却于此时开始壮大。
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政府的有意引导，中国人的文化消费与民族意识逐渐增强，文化输出的欲望也开始强烈。通过对带有明显中国符号的文化艺术推广，从而输出中国文化，显然是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此外，不断激增的富豪队伍，也让有能力进行艺术收藏与投资的本土藏家队伍逐渐庞大。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不仅在国内、在国际的艺术市场中，中国的富豪们频繁出手购买昂贵天价艺术品的现象。
也正是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艺术市场正在经历着由西方藏家占主导向中国藏家占主导的转变。不过这些中国的新贵们，虽然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而受益，但在文化趣味上，传统文化对于他们仍然占据着主要影响。也因此，较之于其他当代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藕断丝连的“新水墨”艺术，让这些本土藏家们更能接受。而原来的艺术市场明星们，绘画价格过于昂贵，上升空间不大，也开始让部分藏家与机构考虑投入到其它领域，还未被过度开发的“新水墨”领域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作为艺术市场的老手，西方的大拍卖行们必然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与机遇。也正是因为此，在苏富比与佳士得接连出手中国新水墨领域后，很多资本与机构也纷纷跟从，让新水墨一时间变得异常火热。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从艺术史发展的角度看，此次所谓的“新水墨”现象并不是一次艺术思想的创新，也不是水墨艺术内部风格的重大演变。它的出现更多是源于外部因素，更像是在经济市场影响下艺术市场的一次重新整合与洗牌，是一次与艺术本体并无太大关系的市场现象。也因此，新水墨的“新”更多在于市场，而并非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