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当代艺术与信息管理”论坛，主要讨论了在当下如何处理、使用海量当代艺术信息的问题。引人关注的是，在此讨论过程中，建立当代艺术数据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亦被关切的提出，由此引发激烈争论。
滕宇宁在演讲中介绍了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档案管理的基本理念，即试图对既定的知识系统进行重新打扫，并建立起开放、可变的弹性系统。中心现有的数据库系统，设计了一种点对点的联合，对于每一个小点都可以进行树状的发散式的展开。无论是对于人物、事件还是艺术品对象都进行逻辑化的整理。
在提及分类问题时，她并不否认在当代艺术文献整理工作中存在的 “暴力”，但她认为这种暴力可以在一种描述性质的叙事中得以消解，并且使数据之间的交错结构得以凸显。这种描述性质，体现在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在文献整理工作上以科学精神取代价值判断。她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并不能避免这样的方法，在面对大批量的艺术品和艺术对象，分类是必须的。
但这种分类上的以至对当代艺术进行文献整理的“暴力”，在吴鸿看来却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文献”就是以一种标准或方式整理出来的意识形态。依靠某种专业准则建立起来的当代艺术的数据库，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有违当代艺术精神的。“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就是打破了传统艺术的界限，材料的界限，形态的界限”，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建设一个具有自身标准的封闭的数据库系统，建立在自媒体和互联网时代基础上的“超级资料库”——诸如基于协议的信息协作方式的百度百科——已经解决了我们对于大量知识库分类与整理的要求。吴鸿在之后的发言中提及，实际上这也是他致力于互联网的一个原因，即“如果我们坚持一个传统的、专业的、经过某种权威和体系洗刷鉴定过的标准，那么这种标准就可能会大量的遮蔽与我们这个时代共生的一些现象。”在他去年的文章《当代艺术中的乾嘉学派》中，他即提出来在现在的当代艺术的实践与研究领域中，慢慢的出现了一种国家化和学院化的趋势。如果把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建设为一个系统，就会把当代艺术的最初起点或本源给掩盖掉了。
黄专在谈及他在OCAT的实践时，提到这个机构起初是因为他和巫鸿、冯博一策划的广州三年展。当时他们试图用史学的构架去策展，但是他认为起初他们选取的参展艺术家的名单是毫无道理可言。相比北大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现代艺术档案项目，他的研究对象往往基于其个人兴趣和爱好，他会对研究对象进行一些他个人认为尽量符合史学规范的工作。与单独的艺术文献工作不同，OCAT更多的把这项工作融入对艺术家的研究和展览及出版中。所谓的“文献学”、“档案学”，都来自主观选择。他并不简单的否定档案和文献工作是独立的技术工作，但同时也认为也不应该把档案和文献只是作为技术的对象。所以他的项目更多是在问题架构下的文献学研究，或者是以综合专题史及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
在谈及“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早期发展时，朱青生认为80年代主要的一个社会特征是，任何一个材料都是社会整体问题的凝结和标志物，艺术家的活动也是整体活动的一部分。今天比较强调艺术家的个体，以前强调的是整体。如果当代艺术家的活动能够更多的与社会其它领域的活动相结合，就更加能显示出他们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艺术档案的建立就成为一种需要。他认为做档案的时候要“三证”俱全，即本证、佐证、旁证。在“三证”齐备的情况下，便可基本认定事实的准确性，这个理念贯彻在他在北大进行的古代（汉画研究）、现代（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当代（《当代艺术年鉴》）的工作之中，例如在《当代艺术年鉴》的编纂工作中，往往提纲挈领，尽量不做判断或少做判断，只给出一个大致的取向，而将判断留给以后的研究者。可以说，北京大学的这些艺术档案的项目本身并不是学术研究，建立档案基础却是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方便的使用。
注：首届“当代艺术与信息管理”是由南京艺术学院当代视觉研究中心于2013年5月30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发起人为该中心负责人、批评家顾丞峰先生。参与此次论坛的学者有：滕宇宁、翁子健、黄专、夏燕靖、王端廷、朱青生、吴鸿、贾方舟、西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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