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其斌：当代艺术最要紧的是建构而不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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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当代艺术是“爆炸”出来的，就如同百亿年前的宇宙。很多令人兴奋或者无奈的现状都是这种爆炸的结果。你所感受的中国当代艺术历史是怎样的?

沈其斌：中国当代艺术的能量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有所爆发。

爆发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市场上爆发。比如说2004年开始，2005年井喷，到2007年达到了高峰，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走向下坡路。这三四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爆炸的时候。另一种是在学术层面上，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起来之后，下子成了一个可口的“蛋糕”了，都要去抢。那么谁去抢呢?最厉害的就是画院、学院。它们是官方认可的机构。

从“双年展”到“博览会”，开始诸侯割据。在滚滚的文化产业浪潮面前，有的人要把“蛋糕”做大，有的人要把“蛋糕”分掉，其实许多人对什么是当代艺术都没有搞清楚，以为活着的都是当代艺术，一下子把吴冠中也变成了当代艺术。但是本来话语权就在他们手上，所有就泛滥出一大堆中国当代艺术的奇观。

市场恩仇录

记者：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事实上，正是市场给了中国当代艺术脱离地下状态的力量，给它存活的土壤和空气，得以不依赖于任何人或者机构的意志而自由地存在。

沈其斌：并不是说市场不好，市场与资本是密切相关的。钱是中性的，资本是有欲望的。当代艺术在资本面前，资本的属性一下子就吞噬了当代艺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市场都是催化剂。

也是因为当代艺术在今天已经形成利益格局，可以为利益所驱使。它成为用资本来推动的一个载体，是一个“物”，这扭曲了许多当代艺术家的心。

记者：市场结果成了中国当代艺术最大的假想敌，这真讽刺。艺术对抗不了资本，这是谁的问题呢?

沈其斌：历史说不清楚。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哪一部分人的责任。当代艺术的前期阶段，比如吕澎[微博]在广州做油画双年展，当代艺术家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他们无法左右市场，学术的力量也很有限。一个新的事物出来的时候，是多方的力量组合才能改变时代的洪流。中国当代艺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整个当代艺术普及、教育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市场还要重要。

我们再来谈市场，那也要看市场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一个理性的阶段，还是一个疯狂的阶段。资本可以作用于艺术，但是向哪个方向作用，资本也不清楚。中国当代艺术的盘子太小，太容易被坐庄。那么不同的操盘手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方向。

赌徒的思维

记者：那你怎么看自己的角色?

沈其斌：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鼓吹手和推动者。中国新兴市场的兴起，靠单一做某一个东西都是有局限的，要建构什么?是系统。需要系统性的推进。我们讲市场的规范和理性。什么是规范和理性?就是系统的完善、制度的完善，这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任何的偏颇都是机会主义，都是赌徒思维。

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所做的都是系统性的建构。比如其中有一个藏家培养计划。这一百个藏家是要从跟着我的一千个投资者里面来选，并不是说投了一百万就是一个好藏家，我们要一起学习。这是最基本的。

记者：相比于一个被预先设计的方向，比如你说的系统性建设，我更相信个体在他的方寸之地所做的不同方向的努力。你为什么有信心你是正确的?

沈其斌：当然，中国任何一件事情的推动是要更多的机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我要建构一个学术的体系和标准。

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跟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前十年当代艺术的市场神话跟中国本土的、主流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富裕阶层、上流社会和主流资本其实宏观上和中国当代艺术没有发生关系。反而是西方的资本在中国当代艺术崛起的过程中起了一个主导性的地位。这是第一阶段，我们要感谢他们——像尤伦斯、像希克，没有他们，中国当代艺术的奇观就起不来，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阶段为什么跟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没有关系，原因出在哪里?原因是我们原有的系统与当代艺术不对接。所以从宏观上说中国当代艺术的最根本问题是普及问题。

什么是当代艺术

记者：什么是当代艺术?

沈其斌：当代艺术并不仅仅只有批判性。我讲课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传统艺术就是一个青花梅瓶，很精致的审美;现代艺术就是把这么一个青花梅瓶仍在地上摔掉——现代艺术讲究的是反叛、批判性、颠覆性——这是现代艺术的核心哲学;当代艺术是把这个打碎的碎片拿起来，重新粘出一个花瓶，但一定不是那个原来的造型。它变成一个新的、四不像的怪物，而这个恰恰建构了一个新的意义。这就是当代艺术。

所以当代艺术一是具有建构性，二是具有批判性。大部分人在谈当代艺术的时候是强化了批判性，而忽略了建构性，尤其是前十年——大家对当代艺术的误读和当代艺术的狭窄视角。

记者：我主张用当代的手法解决当下的问题，不眺望、也不回溯。你刚才讲重新构建，它也可以是古老的。这其实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对现实的表达。这对现实并不真诚，你怎么看?

沈其斌：现实很尖锐，不一定要当代艺术去表达。当代艺术在整个社会现实当中，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表达和改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不要把当代艺术的批判性放大。恰恰当代艺术最有价值的不在其批判性，而在其建构性。建构是建立在批判的前提上，这个建构一定要打通古今，穿越东西。这才是有意义的。假如你还是在老祖宗的面前，把那些东西改头换面再拿出来，没有意义。

所以整个社会对当代艺术的理解都是太狭隘、太片面。他们把当代艺术变成一种新的工具，成为当下很多人敛财和占领新的话语权的工具。而当代艺术在中国很好的发展的话，必须拥有建构性——在中华文化复兴基础上的建构，而不仅仅是复兴。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会对世界文化有贡献。这个贡献在哪里?恰恰在于我们有如此厚的文化积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拥有了世界的眼光、方法论、拥有了世界的话语权——我们是未来世界话语权的竞争者——希克他们在前20年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未来的20年是我们。

而现在，当代艺术要么变成一个市场工具、要么就是一个话语权的载体。我觉得太狭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