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之后的当代艺术需要解决艺术存在或者说艺术意义的根本依据或根本来源问题，因为，后现代艺术在杜尚的作品《泉》之后，在彻底解放艺术能指的同时，也彻底解构了艺术本体论，艺术（能指）意义的根本依据已经不复存在，艺术想怎样就怎样使艺术逐渐呈现出无聊、荒诞乃至邪恶的状态（比如西方有一个后现代艺术作品是要杀死一个人，艺术家的母亲居然愿意以死配合艺术家完成作品），艺术已经无所谓意义不意义，艺术意义在艺术无可无不可中实际上迷失了。这种情况已经是后现代艺术史的事实。
但后现代艺术的这种无意义状况我以为只是、也只能是艺术的一种过渡状态，艺术不可能、也不能永远处在这种状态中，因为，作为人的精神表征的艺术的无意义，实际上是人的生命的无意义，而人是一种永远要追问意义的动物，这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依据之一。所以，后现代艺术之后的当代艺术重新追问艺术的意义，反思艺术意义何以迷失的根本原因，重建艺术意义的根本依据，成为艺术史的必然。这种追问、反思和重建的根本点必然置于艺术意义的本源——本体论上，它是当代艺术哲学的任务。
本体论问题实际上是世界存在的终极依据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艺术意义赖以存在的终极本体？终极本体到底是什么？艺术需不需要一个终极本体？它与当代艺术的关系究竟怎样？带着这样一些问题去审视西方当代哲学，它们的某些观点对于当代艺术的意义重建似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当代哲学对后现代文化意义迷失是有警惕和反思的，似乎在寻找某种新的秩序和意义。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就是一个本体论的坚持者，另一位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巴迪欧结合德勒兹在晚年与他的私密通信进行研究，发现德勒兹并非一个无所顾忌的解构一切、推毁一切的后现代者，而是始终对后现代有所警惕的有着古典本体论情结的相对古典主义者。德勒兹说：“只有一个本体论的命题：即存在是独一无二的。”（见德勒兹《重复与差异》一书），他认为存在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大写的“一”，这个大写的“一”生成千差万别的万事万物，但万事万物的每一个个体又不等同于大写的“一”，无法还原为本体的大写的“一”；作为大写的“一”的本体本身并无意义，而具体事物在与大写的“一”的参照中产生差异性的意义（强调了差异性），无限差异性的万事万物存在的总和才等于那个大写的“一”；因为存在的本体（大写的“一”）本身是不存在边界的，所以具体存在事物的边界是无意义的，是存在物通向存在的障碍，所以要不断打破具体事物的边界；但打破边界是指向本体的，不是乱打破的。这就是说新事物的意义的依据（来源）是存在本体的大写的“一”。
而巴迪欧的本体论是将德勒兹的存在与存在物的关系翻转过来，他认为存在的本体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杂乱的“多”，而“一”是我们操作的结果，是我们把握的某一种情势，而各种情势就构成了“多元”；由于本体是“纯多”，所以在现实中就应该追求丰富、发展，即不断打破具体事物的边界，创造新事物，这样才符合存在的本体。与德勒兹仿佛殊途同归。
显然，德勒兹的本体论带有柏拉图古典本体论的痕迹，但不同于柏拉图的万事万物都可以还原为本体的“一”的本体论，而巴迪欧的本体论似乎带有本体论的革命性质。他们对于真理的正确性及其意义的确证方式有根本不同，德勒兹要到本体的大写的“一”中寻找依据，而对大写的“一”的把握要靠直觉，但这种直觉又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他的确证方式是精英主义的；而巴迪欧的确证方式是强调对现实中“多”的情势的不断忠实性的操作（研究）的过程的相对判断，这个操作像是一种经验观察，通过观察寻找某种存在的规律作为确证的依据。
（以上有关德勒兹和巴迪欧的观点主要参考蓝江《德勒兹的本体论与永久轮回——浅析巴迪欧对德勒兹的批判》，《现代哲学》2011年5期。网上可查阅）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这两种本体论。凭什么相信那个直觉？对本体的大写的“一”的直觉似乎需要那个经验观察来验证；凭什么相信那个经验观察？似乎观察的前提已经是有一个本体的大写的“一”的预设。我的思考是：我们需要那个本体的大写的“一”，没有这个本体的大写的“一”，我们的普世价值（常常是当代艺术的依据）就失去了依托，因为普世价值本身就是指向“终极”的，是终极本体（大写的“一”）的前提预设下的实践结果，没有终极依托，普世价值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也需要那个不断的经验观察，这样才能不断修正对那个大写的“一”的认识（包括直觉认识），避免本质主义化，在现实中就是要避免将那些人文真理（包括伦理公理）的边界固定化，这有利于人不断打破、拓展自由的边界，而不断获得新的自由。但新的自由（意义）的判断依据也只能是那个终极本体的大写的“一”——即是以对那个终极本体的大写的“一”的新的认识为依据，而不是以形成共识的既往的认识（哪怕是公理认识）为依据。
这样，那个本体的大写的“一”的终极依据实际上是一种假设，就像科学的绝对真理假设一样（没有这个绝对真理的假设，科学绝对不会去探索真理，尽管绝对真理永远无法绝对认识，但有了这个绝对真理的假设，科学才在探索绝对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发现相对真理。）而对这个假设的实践认识活动，就会得出这个终极本体依据的相对认识（如普世价值），并在无限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修正这个相对认识，这就像科学针对假设的反驳实践活动而不断得到和修正科学真理相对认识一样，不断假设、不断证明、不断反驳而不断积淀、不断增大的相对恒定的共识部分，就是终极本体依据的相对恒定的认识（比如普世价值和物理学定律），一般的当代艺术创作是以它为依据。而不断修正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的过程，这种超越的判断依据仍然要依靠那个终极本体依据，只有在对终极本体依据的思考中，才能判断是否超越，那种超越了当代普世价值边界的当代艺术创作，其超越意义的判断只能如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当代艺术及其批评的终极依据，以及在此依据下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不断发现、不断超越。我的“问题主义”当代艺术本体论的主旨就在此。
对那个终极本体依据（大写的“一”）的认识是一种针对假设的科学探索过程，而不是靠某个神启或某些精英的直觉顿悟，是从生命的生理、心理、精神层面，探索生命运动如何不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缺陷到完美的过程，这个科学探索过程的成果似乎不断指向那个终极本体，表现为对生命运动的自我延续性、完善性的不断发现（由此构筑伦理等生命价值的科学依据）。所以当代艺术创作更应该从科学角度出发来发现新意义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就是要从生命科学（生理、心理、精神等各个层面）的角度去不断发现人文真理（伦理价值等）及其依据，那些有利于生命（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更好地延续、完善以拓展生命空间（更大地释放生命的本能和智慧）的行为，都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与科学、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走到了一起，艺术、科学、哲学的存在方式都发生了改变。那种背离科学与自然建立关系的艺术行为和哲学行为，都是无意义的，它们都是或残留原始落后思维的产物，他们无一例外地走向玄学，都不是艺术和哲学的更有价值、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现在有一种宇宙本体论哲学是“数性宇宙论”（参见林正禄《数性宇宙论》，2007年银河出版社），它认为整个宇宙物质运动是一种无限复杂的数理关系的自动化运转的物质幻觉。显然，这种宇宙本体论哲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终极本体依据，既然宇宙万物是数性关系的系统化运转，那宇宙万物当然就有它的终极规律（存在依据）——数性关系，而这种数性关系不断被科学破解，比如基因信息密码，所以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和假设终极本体，并需要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不断趋向这个终极本体的实践，这也是当代艺术值得借鉴的重建艺术意义维度的观念和方法论。
而重建艺术意义的观念和方法论决定了当代艺术方式的根本转型及转型的方式、方法。而通过科学方式针对具体问题揭示存在意义的艺术观念和方法论就是当代艺术的“问题主义”。
2013年元月31日—2月1日初稿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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