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被遮蔽的时候
——关于中国新艺术的历史书写
历史一旦过去，就只能存在于阐释之中。而今人对历史的书写，如果不是亲历者，就只能凭藉资料、图像、文物及他人叙述；即使是亲历者，也已处在当下叙事语境、现实影响和权利关系之中。所以，历史书写的有限性和主观性不可避免。
最想以此为由来否定历史真实的人，就是艺术界的机会主义者。既然主观书写不可避免，那历史的客观与否、真实与否就不再重要，故改造历史以服务于功利目的又有何不可？在这帮人看来，历史可以买断，可以勾兑，当然也可以凭借金钱加以主观改造。但是，机会者流凭藉的主观性并非纯主观，他们不过是当前中国这样一个急功近利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统治者和权势者急需功利主义的庸俗性来掩盖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历史真实。
可以说，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及价值判断已成为中国新艺术史写作的试金石。
历史书写必须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且不谈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本身就具有客观真实性的要求。每一个书写者不可避免的主观选择与主观倾向，在事实面前只能处在自我克制和自我反省的状态。不然历史考据、考古就毫无意义。考据、考古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客观真实，并以此为据来抑制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因此，那些伪造历史文献以博取历史影响的人，在道德上和学术上都是卑鄙的，应该予以揭露。伪证一旦被证伪，反而会成为历史反证的见证。
新历史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区别是从事实描述开始的。旧历史主义宏大叙事的思路把历史事实视作叙事思路的证据，写作者在历史事实中证明客观规律时，不承认这样的规律只是主观认识，更不承认这样的认识背后乃是集体主义甚至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支配。在这里，事实常常被思想绑架，思想又常常被主义强奸。历史事实及其考据往往作为工具用以掩盖更加确凿的事实。黄河清矢口否认中国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毛政策饿死数千万人的事实，就是典型一例。历史书写对事实的描述总是有限的，问题的关键是新历史主义承认这种有限性并告之以人，因此要用不止一种思路、不止一种方式、不止一种角度去描述历史，让历史书写者和阅读者能够主动去接近历史真实。比如在四川美院历史上，1983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创作教学座谈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对于抬举四川乡土绘画作用极大，八十年代乡土绘画创作成果因此而被肯定。但仅有这样的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就在这个会议上，“作品以写实为尚，抽象绘画多受到批评”（见《与历史同行——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追求》总6卷-3卷48页）。这句话点出的正是被乡土绘画的辉煌所遮蔽的历史事实，即抽象绘画被视为资产阶级艺术而在当时中国受到普遍压抑。
历史事实是挖掘和揭示出来的。正像人们都知道星星画展，却不知道在此之前，1979年，重庆画家薛明德和贵阳五青年先后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举办画展。而星星画展正是受后者启发的结果。星星画展得以走向前台，乃是以瓦解和屏蔽“贵阳五青年画展”为代价的。历史需要不断重述，但重述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一批又一批机会主义者蚕食历史，而是为了在重新考查和重新审视中进一步揭示出历史的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性追求这一重要维度，历史书写就只剩下了名利场。——当然，名利场的历史书写现在而今眼目下正流行于中国。
追求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出于对历史的敬畏。历史既然表现为时间过程，它就自然有一种修复能力，可以通过不断发掘出来的事实给予写作者以警告与警省。林肯说，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没法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这就是历史对个人的威慑作用。敬畏历史是历史书写者的基本道德。人类的一切进步最终不过是道德的进步。道义、良知、诚信与责任乃是史家的第一天性。我不相信一个论文剽窃者可以写出真实而有价值的新艺术史。
前面谈到历史阐释的主观性，在事实描述特别是事实考据层面需要加以克制。这并不是说，历史书写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新历史主义恰恰是认识到描述与阐释的主观局限，才提倡多维度、多方法、多角度甚至通过复线、对比、注疏等多元化、差异性的历史书写，去揭示和彰显历史真实。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场域主要是历史分析，但即便在此，事实仍然是分析连接真实的基础。比如对吴冠中的分析，一般只讨论到其形式美、抽象美论争对八十年代艺术的革命意义。但通读吴冠中著述，你会发现他谈到形式美极多而谈抽象美甚少，这说明他对现代艺术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一篇《风筝不断线》的创作笔记总是被人反复引用，用以证明艺术和生活、和人民的联系，却没人提及吴冠中在另外的文章中，同样用比喻谈飞行之物，不仅可以用线牵着，而且也是“可用遥控”的。所以“风筝不断线”一说于抽象美而言，恰恰是吴冠中对抽象艺术缺少深入认识的证明，以致其形式美研究既缺少“美”的突破，又缺少对形式问题的理论认识。吴冠中作为艺术家倒也无可厚非，但涉及八十年代艺术史上的重要讨论，则不可不在历史分析中认真仔细地加以辨析。
人们都知道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对新历史主义而言，一切历史也都是当代批判史。也就是说，历史的自我批判和历史书写者的自我批判，在今天的历史写作中乃是十分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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