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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参与的古物南迁
1933年，古物南迁。现在讲是因为日本侵略，怕日本夺取文物，但实际上，即使日本不侵略，文物也是要南迁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打败了军阀统治的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南京是当时的首都，代表着中国，南京成立了中央博物院。古物南迁和当时民国政府把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文物调往北京如出一辙。我父亲在古物南迁中负责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押运，文物运到南京浦口火车站，明确的任务就是将文物划拨交与南京中央博物院。
当时古物陈列所动员了所有员工家属都来参与古物装箱，其中最要的一条是有偿的，给工钱的，而且不少。因此，15岁的我跟着父亲参与了古物陈列所的装箱，我在太和殿东的体仁阁下工作。当时故宫博物院都是亲南京政府的，对南迁工作非常积极，而古物陈列所极力反对南迁，迟迟不动，我在包装文物时，古物陈列所的叔叔大爷们跟我说：“小爷们，不要装好的，都运走了，我们剩下的人吃什么？我们还指着这些文物吃饭呢。”我们就将坐垫、靠垫、衣被往里装，大家都磨洋工。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故宫博物院，吴瀛大为恼火，就派了故宫印刷所的校对吴玉章(爽秋)前来监督指导装箱工作。其实，古物陈列所有着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调运文物的经验，远比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装箱经验丰富，大家根本就不把故宫博物院当回事儿。后来，文物挑选的范围都集中在历史时间较长的文物上，字画都以唐宋以前的为主；青铜器在那个年代很少，显得尤为珍贵。不像现在，搞基建出土青铜器很多；而金银器、钟表则根本不入法眼。但现在看来，越是明清时期的文物，工艺越精湛。
小的时候常我就常在前宫玩耍，手中的折扇都盖满了皇帝的印玺，但这次亲手接触这么多皇家精美的文物还是极为难得，也使我确实爱上了这个行业。由于大家认为我在装箱工作中的表现出色，我父亲就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傅博平科长介绍我进故宫博物院工作。傅科长找到吴瀛，吴瀛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的大拿，一切事物都是由吴先生一手操办，吴先生听说了我在装箱时的表现，见了我后，就把我安排在故宫印刷所学徒，故宫印刷所设在神武门外的东西朝房里，外面还有一道北上门。我们的所长是杨心得先生，曾在法国搞摄影和珂罗版印刷，后将自己的设备带回国，报效国家。印刷所里有二十多名师傅，清一色的江浙人，徒弟十几个都是北方的孩子，主要是珂罗版印刷和石印。
我和吴凤培是学照相制版的，老舍先生的侄子舒玉贵也和我们在一起学徒，也许是受老舍先生的影响，他总是对时局发表评论，写一些小文章，他总是说我的笔名叫“损德堂”。我们经常要到古物馆照相，结识了古物馆拓工郑世文，郑世文的父亲在故宫门房工作，在拓型上，郑世文有着高超的技艺，可以把青铜器的造型拓在薄如蝉翼的宣纸上。故宫博物院将拓片出售，以增加收入，数量不多，价格不菲，弥足珍贵。宫里有大量上好的宣纸，每次都偷偷多拓几张，几个人分，穿的都是蓝布长衫，放在身上根本看不出来，拓大张的时候，我们就把拓片缠绕在腰间，再穿上长衫带回家。当时最贵的拓片要几十块银元一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我将这些拓片和我父亲在古物陈列所与各国政要和民国政要名流的合影，带到西郊我妹妹家里整整烧了一夜，都烧光了，烧得了一个无产阶级才放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惜！
在故宫印刷所的日子是开心和紧张的，后来，我就从家搬到了与印刷所一起的宿舍里，文物南迁之后，故宫博物院少有的清静。游人少了，古物陈列所清静的都要关张了。1935年，我和吴凤培、宋春河等几个技工，还有一些师傅，连同一部分设备前往南京。杨心得所长老了，他有一个女儿在协和医院当医生，所以他决定不去南京，留守北京。
又像文物装箱那样，把照相制版等设备和印刷机器，打包装箱，从前门火车站上车，记得父亲还来送我，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北京显得很是凄凉。我们到南京后，印刷所就设在朝天宫，宿舍就在朝天宫后的张家花园，当时朝天宫的文物库房还没有建成，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将文物开箱并继续出版故宫周刊类的刊物。我和吴凤培、郑世文等好友又在一起工作了，一切都不生疏，唯一不好的是大家都患上了乡愁病。下班之后，大家在一起学会借酒消愁，南京故宫上下都喝酒，再有就是唱戏。我还是坚持每天晚上狂练书法，反正有的是纸张笔墨。旧社会有一笔好字、一手好算盘，走遍天下都不怕。
南方的天气不是一般的潮湿，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后，装备了从美国进口的抽湿机，24小时不停的抽，可墙壁上的水还是不停的往下流。后来，我们搬进了文物库房，朝天宫让给大学生上课。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了，马衡院长主持工作，南京、北京两头跑。当时徐森玉副院长年事已高，南京分院的具体工作都由那志良(辛茹)先生全权负责。后来，年纪大的员工家属都陆续到了南京，梁伯华(廷炜)先生带来了他的三个儿子，记得他的长子梁匡忠小我8岁，当时只有11岁。
每当夕阳西下，我经常到朝天宫大门或莫愁湖边发呆，任凭黄昏下的乡愁将自己吞噬。平静的日子并不长久，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抗战开始。七月下旬，北平、天津沦陷，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每位员工都惦记着北平的家，自己家属还没有到南京的员工，更是坐立不安。八月，日军逼近上海，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上面决定，古物继续迁运。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第一批文物由南京运往汉口到长沙，又到了贵阳，最后到达安顺，押运的是徐森玉、庄尚严，那先生也去了，后来又赶了回来。我们所有人都投入到紧张的装箱搬运的工作中，第二批是由南京运往汉口，后由汉口运往重庆到乐山，主要是牛德明、李光弟押运。10月25日，淞沪大战国民党失败，上海沦陷了，南京危在旦夕，还有大部分文物没有运出，长江封航，水路又有敌机轰炸，已经不安全了，只有走陆路；人手也很少了，本来有十几个学生自愿者帮忙，但那时也跑得无影无踪，宋春河也离开了。正好马院长的儿子马彦祥闲来无事，便由他押运一列火车往徐州开，继而又发了第二列，南京就只剩下吴玉章和我。记得当时在南京下关码头丢弃的箱子、财物遍地都是，却也无人拾取。
12月7日，蒋介石撤离南京，发表讲话，要将士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已是决战的战场。12月8日，又一批文物装上了第三列撤离南京的专列，可还剩下一部分文物，大约有2000箱，还有大量印刷设备，无奈只能丢下。火车站里满是军警保护，文物运送专列前后挂两个火车头，前后加力，动力十足。专列上还架着多架高射机枪，以应对敌机轰炸。这时的南京已处于百万日军的包围之中，战云密布，炮声隆隆，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快逃，哪没有日本人就往哪逃，火车从南京出发，第一站徐州。12月9日，日军对南京下了最后通牒，12月10日，光华门被日军炸开，南京沦陷了，接着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我和吴玉章那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只差两天，没出来恐怕就死在南京城了。
虽然是逃跑，但与逃难的百姓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有国民党行政院的行文，除蒋介石的安危外，故宫文物是至高无上的，办事都不是那么费劲，到哪都是一路通行。但是，空袭难以避免，那时最怕听到的就是防空警报，撕心裂肺，后来就麻木了，不怕了，逐渐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记得在徐州、郑州火车站都遇到了敌机的轰炸，炸弹震耳欲聋，感觉心脏都要被震出来似的，炸弹爆炸处火海烧成一片，哭叫声响成一片。火车上的高射机枪根本不敢还击，怕招来敌机的又一次轰炸。说也奇怪，日本人就是炸不着运送文物的列车。列车和敌机斗智斗勇，经常急停，让飞机俯冲过后再开，或倒开，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飞机只能前冲，投放完炸弹就没有了攻击能力，只能飞走。
我们由郑州到西安，马衡院长想到陕西交通环境恶劣，派那志良先生主管陕西工作，又派梁伯华(廷炜)前来帮助。火车到达宝鸡后就没有铁路了，宝鸡的关帝庙便成了我们暂时存放文物的地方，总之大庙、祠堂都被我们租用下来。在宝鸡住了有两个月，行政院命令我们把文物运往汉中，由陕入川，战时的川陕公路刚刚修好，便由汽车从陆路运输。先有国民党军方的汽车运输，比较顺利，当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汽车的轮胎上都包上了铁链防滑。秦岭上的熊猫随处可见。后来战争吃紧，汽车越来越难找了，我们就找到新疆新绥汽车运输公司，老板是天津人朱炳，司机大部分都是天津人，也有个别北京人，大家相处起来非常融洽，都是北方老乡，格外亲切，事情也好商量。(解放后我还在北京遇到过新绥公司的司机在北京开公共汽车)
从宝鸡到汉中，道路艰险，由于人手太少，要连续往返发车。我一个人一次押运十五辆汽车，前面车上架着机枪，由官兵保卫。每次我都坐最后一辆车上，汽车都是美国道奇。每到一个县城，县长出城迎接，文物车队进入县城后，城门紧闭，实施戒严。我们的文物必住大庙，因为哪都有庙，而且只有庙的房间大能存放文物，每到一庙，方丈都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住，自己和小和尚挤在一起。然而押运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从宝鸡出发后，在草粮驿的地方第一次翻车，战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管理还是非常严密畅通的，由甲长到保长至乡长都来帮忙，逐级上传，我打电报给那志良先生，那先生很快雇车赶到现场解决问题，还好文物没有损失，换车继续前行。
我负责文物押运，安置好后由年纪大的员工或带家属的员工看守，我们再往返运输。凶险还在后面，有一次正好是运送石鼓，我们的车队停下来休息，川陕公路很窄，跑运输的陕西老乡都是一头毛驴架上两个筐，他们很少见到汽车和城里人。当时我正下车站着休息，一个老乡赶着驴前行，驴架的筐一下把我挤下了川陕公路，大大的斜坡，下面就是汉江的急流。我翻滚而下，大喊救命，心想这下完了，没命了，绝望中我拼命抓住一棵小树，树断了，我的身体才在汉江边上停了下来，但树枝扎进了我的手指。随车保卫文物的士兵把我救了上来，用枪托痛打那个老乡。我清醒后，忍着剧痛说：“不要打了，也不怨他，只怨我倒霉。”在国民党陆军第100医院，医生对我的食指做了处置，便继续前行。
我们住进了汉中县对面的文庙里，卫生条件太差了，腰带上的虱子用手一捋就是一把。难以避免，受伤的手指发炎了，肿得活像一根胡萝卜，而且高烧不退。我心里总是想着这是自己倒霉，情绪很是低落。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正值西北联大延着川陕公路撤至汉中，西安医学院在汉中南郑孙家庙黄家祠设新校址和教室，和我们的文物存放在一起，国立西安医学院的教授给我做了手术，截取了食指一小段。战时的医疗条件差，但还是有麻醉的，为了保险起见，手术前给我喝了一杯白兰地。然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伤口一次又一次的发炎，我的这个食指一共锯了五次，医生对我讲，如果再不好，只能锯掉我的右手，我哭了，我跟医生说：您一定要保住我的手，我还年轻，以后还要生活呀。还好，把食指全部锯掉后伤口就好了。这几次反复，我1米8的个子，体重只剩下九十多斤。一看到没了的手指，我就想到南迁，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我们路过勉县。定军山的诸葛亮墓，墓上有诸葛亮神签，八八六十四卦。倒霉上卦摊，我拿起签筒，左摇右晃后，蹦出一签，下下签！我不相信，连续三次都是下下签。无奈，拿签开卦：“幸有祖宗阴志在，香烟未断续冥蛉。”如今看来诸葛神签真灵，祖宗保佑，我身体后无大碍了，文物也是有惊无险。后来，我押运文物的车队在绵阳附近又翻了一次车，汽车翻到了河里。我马上打电报给那先生，那先生正在成都，很快赶来一看，问题不大，正好冬天河里水很少，文物没有损坏，真是幸运。
我们进入成都后，把文物安排在成都和尚街的大慈寺内，就去成都春熙路玩，正好遇上视察川陕押运工作的徐森玉副院长(徐森玉是古物馆馆长，郑世文是古物馆拓工，除拓片外，还有一手精湛的印章篆刻，徐馆长很赏识郑世文)，在春熙路请我们吃大餐，任我们随便点菜，给予鼓励和表扬。与徐森玉先生截然不同的马衡院长视察川陕押运时，与我们同行，我们都是大吃大喝，而马院长指着落满苍蝇的腊肉只买两片，马院长是国民党的部级官员，但生活中极尽简朴之能事，甚是想不开。
那天回到大慈寺，防空警报拉响了，我和那先生跳进一个土坑躲避，眼看着日本飞机从东边慢慢飞来，大慈寺的和尚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炸弹下来也不躲，我们大喊趴下，和尚们还是跪在地上，不停的磕头。说也奇怪，炸弹真的炸不着和尚。这时成都西门已是大火一片了，幸好庙里的文物安然无恙。
记得初到四川，我们闲来无事，还用粗竹子做了一个笔筒，朱家济(馀清)先生题写诗文，他诗书俱佳，尤其书法酷似王羲之的“兰亭序”。郑世文雕刻并拓片更是锦上添花，这也是我们参与古物南迁的最好见证。另外家中还留存下几张史颂簋拓片、唐玄宗李隆基的生辰铜牌拓片和乾隆帝最喜欢的晋朝的一方砚台的拓文，此砚由宋虞允文传承。这几张拓片是文革后仅存的几张，幸好没有被烧掉，这几张都是在南京时拓的，也是南迁文物的实物见证。
在成都住了大约有两个月，行政院命令将文物运往峨眉，那里更为安全。从成都到峨眉的路太难走了，都是山路，汽车要开到船上过河。至1937年11月8号从南京押运文物出来，从南京经徐州、开封、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广元、绵阳、成都至峨眉，已经是1939年7月了，往返分断，反复运输，我们也是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但沿途的风光山色，名胜古迹，饱览无遗。知识和阅历的积累和沉淀，是别人都很难想见的，虽然险些丢掉性命，但古物南迁使我成长。
那志良先生担任了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在南迁中那先生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主心骨。只要有了他，大家心里就有底。到达峨眉后，文物存放多地，派梁柏华、吴玉章、郑世文、牛德明等人各守一摊，那先生照顾我，也是有意培养我，便让我负责各地的联络工作和费用的报销。我要在成都、峨眉、乐山、重庆之间往返。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成立故宫重庆办事处，由马衡院长坐镇，海棠溪山坡上堆满了文物的箱子，后转移到了川康银行的金库和向家坝存放。办事处资金紧张，报销困难，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了。我们年轻人一个人生活无所谓，但带家属的员工可就困难了，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每天在偏僻的地方守着装有文物的大木箱子，大家都自嘲是“看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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