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华北之屏障顿失。1933年初岁，战争日炽，国难益深，榆关告急，平市垂危，为保障国家文物不因战火而遭受损失，故宫博物院经理事会商议协定，将精要文物迁地储藏。2月5日夜，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此后，伴随着19557箱文物离开北平来到南京，守护国宝的故宫人也从此出发，随着国宝一路南迁、西迁、东迁及北归，经历了15年之久的艰辛。在南迁文物中，有青铜器、陶瓷、书画等故宫博物院历代文物珍品，以及及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包括《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这些文物，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文脉。1945年，抗战胜利，珍贵文物结束了颠沛流离之苦，却开始了隔海相望之路。
今年，时值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紫禁城肇建590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两岸故宫经多次协商，决定重走当年文物南迁路，对当年沿岸线路文物迁移路线进行联合考察。6月4日，两岸考察队30余位专家从北京出发，在为期近20月的时间，沿着北京—南京—贵阳—安顺—宝鸡—汉中—成都—重庆—乐山—峨眉的考察线路，踏访四省一市。6月18日，考察活动在蛾眉画上圆满的句号。就此，记者专访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
记者：发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宫文物大迁移，是故宫人在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环境下创造的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壮举。历时10余年，辗转上万公里，百万余件文物无一损毁遗失，这种景况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看来，也堪称奇迹。今年，两岸考察团跋涉数千公里，追寻先辈学人典守国宝的足迹，并以今天的视角探讨南迁历史的价值。请问重走当年文物迁徙之路的目的和价值何在?
李文儒：对于故宫来说，今年是大事之年，值此系列重要纪念日之际，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提议举办“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旨在追寻前辈足迹，体验故宫文物大迁移的艰难历程，继承中国人民和故宫人克服险阻、保护文物、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光荣传统，开创守护和传播故宫文化的新未来，共同呼唤人类世世代代和平共处。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倡议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积极响应，决定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共同组队进行重走文物南迁路的考察活动。北京故宫方面由我任领队，全程负责;郑欣淼院长和李季常务副院长分别参加南京至贵阳、西安至成都段的考察活动，我们的考察团成员包括了老中青三代的文物文献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专家、博物馆学研究专家等。台北方面则由朱惠良女士为领队，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教育展资处、登录保存处、器物处、书画处等部门的专家和摄影家，以及台南大学音像研究所教授与学生作为成员。此次双方联合组队重走文物南迁路，是继去年两院院长正式互访、我院37组(件)文物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清世宗文物大展”、两岸故宫在台北故宫举办首届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联合行动。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和有关专家学者也参加了此次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几位特殊成员，北京方面有梁金生，台湾方面有庄灵。梁金生家族五代皆与故宫结缘，他的名字更是“金生”因为出生在文物南迁路上的金陵(南京)得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则有摄影家庄灵先生，他是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庄严先生的儿子，也是在文物南迁过程中出生的。6月3日，两院的考察队员在南京集中，这两位当年参加文物南迁的故宫人的后代首次相会，这也是故宫南迁后两岸故宫后人的首次聚首，这跨越60余载的重逢意蕴深长。两岸考察队员的相会，其情景也格外激动热情亲切。
记者：此次考察从路线、交通工具、田野调查等方面与当年南迁又和相同和不同?
李文儒：事隔70多年的重走路线，无论怎样设计都无法真正追踪当年的文物南迁足迹，此次考察活动主要是精神上的追寻、回应和对话。我们这次考察在具体路线的设计上，主要是综合考虑了以下几个标准，即考察地点是否是文物南迁过程中重要事件发生地、遗存物是否丰富、当事人是否健在、当地档案是否留存等因素，因此并不是完全复原当时的迁移路线。比如，南迁文物都是从北京故宫通过火车运往南京后存于上海，后又运回南京的，此次考察路线中没有上海站，但是我文物还是邀请了上海档案馆的有关专家参加南京座谈会;又如，湖南长沙是1937年文物西迁中的一站，但停留时间很短，这次也没有设计到重走路线中。
更难以复原的是，当年文物南迁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炮火和硝烟中，通过陆路、水路、火车、汽车、轮船历经千难万险而进行南迁、西迁与东归的，这种历史路线无论如何是难以重走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考察和路途中用心灵去感受。
考察方式主要是三种，一是考察事件发生地，对照档案记载，了解当时情形和现状，补充影像以及音、视频资料;二是走访当事人，还原部分历史事实，补充档案记载的不足;三是举行座谈会，共同研讨南迁历史、探讨和弘扬南迁精神。考察活动结束后，我们将通过考察报告、研讨会、展览、专题纪录片、出版图书等方式进行总结、记录和汇报。
记者：此次重走南迁路，在重走文物南路考察中有何重要发现?南迁文物存放处、文物迁徙路线等是否有可能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文儒：关于文物南迁，当事人已出版几种专著记载其事，如我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庄严的《典守国宝七十年》、那志良的《前生造定故宫缘》、欧阳道达的《故宫文物避寇记》、吴瀛的《故宫尘梦录》、刘北汜的《故宫沧桑》等。此外，两岸故宫博物院都藏有关于南迁的档案，这些都是我们此次考察的文献依据和参考资料。这些文献和资料各有侧重，勾勒出了文物南迁的大致情境，但同时这些文献大部分属于回忆性文本，由于事隔久远，因此往往缺乏整体的、宏观的视野和细节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考察中进行相互联贯和整体把握，并通过实地考察，考证和补充重要的细节。
在考察过程中，除了和当地的调查、研究人员一道发现了重要的南迁文物路段和文物的存放地址外，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珍贵的文物史料，并对一些我们过去虽拥有却重视不够的史料有了新的认识。在考察中，我们也感到文物南迁路上各地政府、文化部门对我们此次考察活动，以及在当地的相关遗址、遗迹及相关的人和事都是高度重视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当年南迁文物的高度保密性和军事性特征，事实上，当时、当地的大部分人并不真正了解当年文物南迁的内幕。在考察中，我们也发现所经之处的一般民众其实对此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是并不知情的，这也导致了那些曾经存放文物的重要场地，毁损和发生较大变化的较多，当然亦有不少还保存得较为完整。现在，通过此次考察活动，我们和当地政府、文管部门在对现留遗址的价值和保护方面是有共同的感觉和认识的，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或重大影响的南迁文物路线和文物存放遗址，应当成为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认真总结此次考察成果的基础上，将南迁路线和重要的文物存放遗址组合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点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
记者：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一行用15天的时间走完了故宫前辈15年走过的路，实景、实地、实事，相信一定与以往纸面上的历史研究有着不同的感慨。请问此次考察对于故宫学学科有哪些建设?您作为北京故宫方面的负责人，有着怎样的心情?
李文儒：的确，对我个人来说，确实觉得读书和行路是不一样的。在重走文物南迁的路上，进入文物南迁的现场场景的感觉远远超过了阅读文献的所获。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重走”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重要的研究方法。过去，我们一直对紫禁城建筑、对150万件(套)以上的历代文物的研究高度重视，这也形成了我们的研究长项和特色，但我们对故宫博物院院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文物南迁的这段历史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现在的“重走文物南迁路”是时隔70多年后，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考察和研究这段历史，从研究的角度确实有“迟到”的感觉，假如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重走文物南迁路，或者即使是在80年代、90年代重走文物南迁路，收获肯定会更大一些，因为更多当事人的存在，更多的南迁路线和文物存放地会保留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对我们研究文物南迁的历史、研究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会有更大的帮助。但是以历史的眼光看，继承和弘扬光荣的文化传统，任何时候的考察和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考察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认真地总结和深入地研究，深化考察的成果，肯定会有重要的考察成果呈现给大家。
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个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强烈的感觉：一是深切地感觉到故宫文物南迁的重大历史事件绝不只是故宫人自己的事情，正像伟大的抗日战争是全国抗战、全民抗战一样，此次文物南迁也是全国护宝、全民护宝的集中体现，从政府、军队到普通百姓都是同心协力，可以说这是一次政府决策、军队护卫、民众参与的民族护宝的集体行动。如果没有这些保障，单单凭故宫人自己努力，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下要成功、完好地转移上百万件文物是不可能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故宫人确实是付出了最巨大的辛劳和牺牲的，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文物南迁的全部过程证明，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只要是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方方面面都是全力以赴的。从中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国家的、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巨大凝聚力和号召力。第二，文物南迁给故宫博物院的历史、给故宫人、给故宫的文物增添了新的历史价值，一个经历过文物南迁的故宫人，一个实地重走了文物南迁线路的故宫的后来人，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和感知认知的领域里，是和没有这样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文物也是有生命的，经历过南迁的文物和没有经历过南迁的文物的价值和它附带的历史信息和影响力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充分认识文物南迁产生的新的价值。第三，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南迁文物的艰苦的甚至是惨烈的战争环境中，故宫人、博物馆人没有放弃博物馆的文化价值使命，就在百万文物的大迁移路途中，还挑选了数百件精品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展览，比如有700多件文物赴英国展览，这是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最大规模的一次展览，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此外，在文物南迁的过程中，还挑选了文物在莫斯科、圣彼德堡，在国内的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等地举办展览，在当地都产生了轰动的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的展览期间，由于敌机经常来袭，因此在展览的说明书后，甚至还加上这样的提示：“如遇敌机空袭，大家依次撤退”，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展览说明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对我们践行和实现博物馆的核心文化价值，即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为公众服务，努力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一种强大而无穷地精神动力。第四，这次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我相信是开拓而不是终结，今后的故宫人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事实上，我们的文物南迁路并没有全部走完，并且可以创造出多种“重走”的方式，比如我们挑选和组织曾经南迁过的文物组成主题鲜明的流动展览，在当年的南迁路上流动展出，肯定会产生超越时空的巨大社会影响。
记者：近年来，北京故宫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如去年北京故宫37件珍贵文物“出宫”，协作台北故宫举办“雍正大展”。因为特殊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两岸故宫的每一举一动，再两岸交往史上都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种意义上，此次重走之旅不仅仅是路线的重复、岁月的重温、史实的重估，更是一次温故知新之旅。两岸故宫联合考察文物南迁之路，对两岸文化交流有哪些实质性的推动?
李文儒：此次考察主题是“温故知新”，副题是“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这个题目的确定就很有意味，重走文物南迁路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提出的，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协商中，台北方面提出了“温故知新”作为一个鲜明的主题，我想对于两岸故宫来说，其意义尽在“温故知新”中，温故是为了知新，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是一种对共同历史的追寻，更是对共同未来的创造，自去年两岸故宫实现正式的、常规性的合作交流以来，两岸故宫关系日益密切，合作交流的领域迅速扩大。
今年9月，为庆祝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北京故宫将举办“明永乐宣德大展”和故宫学学术研讨会，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院长将出席开幕式和故宫学学术会议。10月，举办“故宫文物南迁特展”，此次重走文物南迁路的考察成果，会集中体现在展览中。11月，继去年在台北故宫举办了两岸故宫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之后，我们将在北京故宫举办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应该说此次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为今年的一系列重大活动拉开了序幕，我们对两岸故宫博物院未来的合作和交流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像这次共同重走文物南迁路一样，我们双方一定会加倍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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