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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个题目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这确实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当然，这个现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由中国的特殊情境所决定。这就像台球在国外原本属于高雅运动，一到中国便赋予了乡土化特征，成了村头街巷的地摊风景一样。近年来，民营美术馆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各地迅速崛起，也因国情所决定，成了不少地产开发的噱头和资本的融资渠道，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提升工程。对此，我们除了担忧，似乎也别无他法。因为中国的事情常常容易这样，只图眼前利益，什么东西都是一窝蜂，既不考虑前因，也不计后果。
本来，艺术的繁荣需要美术馆文化的兴旺，尤其是以实验为旗帜的当代艺术，更需要美术馆从文化价值上来认定，从经济价值上来支持。因为当代艺术的实验本质，注定了它的时代超前意识，故而，也往往不受既定的美学范式所约束，更是与已有的商业市场相距甚远。而美术馆则是一个公共文化平台，带有文化赞助与文化传播的公益性质，它对当代艺术的支持，既是对人类实验精神的承载，也是对艺术家探索意识的肯定。事实上，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美术馆文化的发达。一个著名的美术馆，其收藏脉络也好，展览线索也罢，往往能够构成一部清晰的艺术发展史。然而，在中国其情形却大相径庭。因为中国的美术馆历史还很短，而过去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美术馆又长期为官办。这就形成了一个官本位的收藏与展示结构，从而导致中国官方美术馆长期以来的公共性缺失，不仅把艺术实验排除在外，而且也与时代精神脱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大批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作品流向海外，便证明了过去中国的官办美术馆在观念上的滞后。如今，我们还在为这种滞后的观念付出代价，一些兴起的民营美术馆为了尽快充实自己的藏品，提高知名度，正在花出数倍于过去的价钱，回购那些曾经流向海外的作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加大了投资成本，而且也把价值判断拱手让给了西方，其教训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民营美术馆在当今中国的现实境遇，也是荆棘载途，很不容易。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已经经过了所谓的国际认证，早就脱离了原来的“地下”状态，并反过来受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影响，水涨船高，有了自己的高标市场。这意味着民营美术馆在中国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低成本运作了，而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势力与广阔的社会关系网。所以，虽然在表面上看，现在似乎已经到了民营美术馆发展的春天，但实际上许多小型民营美术馆的运营却是举步维艰，甚至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中国的民间赞助机制尚未成形，公益性的艺术品收藏还没形成免税制度。这就更加导致了许多民营美术馆不得不挂着羊头卖狗肉，或与商业地产相交，或与政绩工程合谋，来实现自己的投资回报。我始终觉得，现在大批民营美术馆在中国的畸形走样，其症结就在这里。
病根不除，痼疾难医。如果社会制度不健全，文化建设就很难展开。这些年因为工作原因我接触过大大小小不少美术馆，也见证了许多民营美术馆的兴起与败落，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缺乏长远之见。说实话，中国的许多民营美术馆，虽然名义上是美术馆，但实际上充当的却是画廊的角色，私下都还在从事着艺术品的买卖，低价买进高价售出，有利可图便开，无利可图则关。这不仅导致了美术馆的短视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到当代艺术的创作，使其在文化上失去了意义的归属，最终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市场标准。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面市场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在文化运作上，没有提供一个诸如专业美术馆这样的价值平台和终极收藏。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书院制度，那些由富室和学者们自行筹款，于乡野山林处建造的学舍，不仅开创了官学以外的另一种教育模式，而且也为文化传统的保留提供了民间基础。其实，说到今天中国的民营美术馆建设，我们也大可不必一定要沿用西方的那套标准，回到我们自己的书院传统也同样能够找到参照，只是要有一种远见，有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本思想作为铺垫。而这一切都得需要我们政府的倡导与支持，至少应该清楚美术馆不能产业化。因为对于美术馆这样的公共平台而言，产业化只会断送它的文化前程，将艺术送上价值迷失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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