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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界曾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几年之内走完了西方现代艺术一百多年的历程，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尽管我们翻译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图书，看到了不少西方现代艺术各个流派的作品，但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哲学背景和艺术观念，至今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即使走完了，除了对西方现代艺术风格流派的简单模仿，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的创造又在哪里?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逐渐摆脱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简单模仿，但真正创造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仍然是我们未竟的事业。靳尚谊先生曾多次说过：中国应该补现代艺术的课，尤其是补现代设计的课。中国的现代艺术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就从传统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一下子跳到“当代艺术”。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应该充分发展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而不必急于追随和模仿西方的当代艺术，当然也不必排斥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借鉴。
究竟什么是现代艺术的特征?西方和中国的理论家至今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和公认的标准。通过对西方现代哲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对东西方各国现代艺术的考察和比较，我提出了一个现代艺术的理论假设和衡量标准：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现代艺术的共显特征，而且是东西方现代艺术的普适特征。强化个性的核心是表现自己的个性情感，摒弃自然的模仿，揭示心理的真实;简化形式的重点是凸显作品的内在结构，删除繁琐的细节，追求丰富的单纯。
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首先是西方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产物。西方现代艺术在印象派之后也大致沿着两条路径演变：一条路径注重理性的结构分析，从崇尚理性秩序的古典主义，逐渐衍生出简化形式的立体派、纯粹几何抽象、构成主义、极少主义;一条路径注重直觉的自我表现，从崇尚非理性直觉的浪漫主义，逐渐衍生出强化个性的野兽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塞尚正处于西方现代艺术起点的路口，同时指示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因此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强化个性可能形式复杂，晦涩费解;简化形式可能削弱个性，情感落空。但一般说来，形式越简洁，个性越鲜明;形式越繁琐，个性越模糊。简化形式的结果必然走向抽象，而抽象发展到极端极少主义，形式倒是极端简化了，却完全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现代艺术的特征。
东西方现代艺术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类似或相通的艺术特征。东方的现代艺术，许多是在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和催化之下发生的，但也有其自身的文化基因和发展契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维护纲常礼教的传统观念，历来强调共性压抑个性，重视内容轻视形式，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不强调张扬个性与追求形式。改革开放初期，张扬个性(自我表现)还被批评为个人主义，追求形式还被指责为形式主义，而个人主义(或者说个性主义)与形式主义恰恰是西方现代文化艺术观念的核心。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改革开放两次思想解放，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促进了中国艺术家的个性解放和形式追求。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在引进或参照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的时候，我们似乎比较侧重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和凡·高、野兽派、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而相对忽视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和印象派、立体派、纯粹几何抽象、构成主义，比较侧重强化个性而相对忽视简化形式。这恐怕一方面出自我们对封建礼教压抑个性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又由于我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偏重直觉、感悟而弱于逻辑、分析的哲学美学的潜在影响。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创造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离不开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
西方现代艺术崇尚个性，通常不太强调民族性，注重个性与国际性的一致;东方现代艺术重视个性，往往更加强调民族性，提倡个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大概是因为东方比西方拥有更古老而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如果说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东西方现代艺术共显的特征，那么强调民族性则是东方现代艺术独具的特征。根据中国崇尚中庸之道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极端的个性自我表现、极端的心理宣泄和极端的几何抽象构成，都很难被中国公众理解和接受。所以在中国，达利式的超现实主义和蒙德里安、马列维奇式的几何抽象艺术始终不太发达。齐白石主张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及现在中国美术界流行的“意象”理论，似乎更符合中国现代艺术的特点，也可以作为调和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之间的矛盾的折中方案。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为当代中国艺术家创造中国的现代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中，也蕴涵着类似现代艺术特征的基因和萌芽。明清时期确实是中国现代艺术思想的萌芽时期，诸如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和袁枚的“性灵”说、石涛的《画语录》、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都属于中国近代的浪漫主义思潮，发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先声。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特别是明清文人画的写意精神，恰恰是尚意、尚简，崇尚个性，简化形式，为中国现代艺术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今天我们还特别欣赏梁楷的减笔人物、徐渭的写意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大概也因为他们鲜明的个性和简化的形式富有“现代感”，容易唤起现代人审美情感的共鸣。不仅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可能转化为现代艺术的形式，而且中国原始文化和民间艺术元素也可能，甚至更可能转化为现代艺术的形式。
尽管我们强调民族性，提倡个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但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仍然是衡量艺术是否具有现代性或现代感的可操作的标准。用这种标准来衡量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我们也许会获得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价。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画传统四大家”。他们主要继承了中国画传统的写意精神，一般都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直接影响，却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特别是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自创的“红花墨叶”大写意花卉，既传承了明清文人画的笔墨韵味，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朴拙气息，从清雅冷逸的文人情调转变为鲜活明丽的民间野趣，创造了中国现代花鸟画的崭新样式，艺术个性异常鲜明，笔墨形式高度简化，现代感极强。如果说塞尚是西方世界的“现代艺术之父”，那么齐白石则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之父”。潘天寿极力主张拉开中西绘画的距离，而他的作品个性突出，笔力雄强，结构简洁，也富有现代感。在优秀的中国现代艺术家身上，个性与民族性是水乳交融的。他的个性已经融入民族性，民族性已经内化为他的个性;他的个性丰富了民族性，民族性也强化了他的个性。
当然，现代性并非评价中国艺术的唯一标准，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也并非现代艺术的全部特征。不过，今天的中国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设计的普遍缺点，仍然是缺乏个性，形式繁琐。没有个性就没有现代性，同时形式一繁琐现代感就消失了，形式一简化现代感就出来了。因此我提倡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可能对促进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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