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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建军教授发言
梅建军：我觉得今天的报告非常有意思，杨振宁教授一上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刚才阿克曼教授也讲到这一点。文树德教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认为古希腊时期这样的科学探索都已经存在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启蒙运动对科学，至少从生命科学看来，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关联。我想这恐怕跟大家理解的启蒙运动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的运动，这里面杨振宁教授在报告中讲到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去宗教化”，还有一个是理性化。去宗教化看上去更多的是思想文化启蒙的过程；而理性化是强调科学思维、科学方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杨振宁教授刚才很谦虚地讲，如果我们要真正搞清楚这个启蒙运动跟科学的关系，我们要看看当年的那些科学家，去研究他的日常生活、研究他的手稿，里面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启蒙运动的这些思想家的影响，我们才能够真正搞清楚科学和启蒙运动的关联。我很赞成他这样一个想法。而且从直观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两个是分不大清楚的，如果把科学完全摘开，好像跟启蒙运动独立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两个是密切地联系在一块的，18世纪当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这些人的思想都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恐怕不能把这两个完全分开，这是我的看法。
阿克曼：我想问一下傅玛瑞教授，您本人是民族学方面的学者，这个科学领域本来就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吧？
傅玛瑞教授发言
傅玛瑞：当然，一直以来人们对民族和文化感兴趣，所以用人类学来看世界。但是作为一种科学，人类学在启蒙运动之后才变成一门科学，也算是西方看待其他国家的一种新的视角。从这时候开始，比如对中国感兴趣，开始关注中国，办了很多图书馆，我们现在还可以去研究，杨振宁教授刚才说我们应该整合资源进行研究，起码在人类学这个学术领域，不能完全说启蒙的来龙去脉都已经彻底研究好了，没有多少人研究过人类学和启蒙的关系。
在中国是怎么样的呢？在中国同样是一种启蒙的产物，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期间引进了一些科学文献，然后开始做人类学研究。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整合更多的资源，更好的研究启蒙对后来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应该结合我们的资源和文献，包括楼上的展览，可以看到导航家从远处带回来的各种物品，后来收藏在博物馆，这代表当时知识的一种突破。
阿克曼：李零教授在今天会议之前发表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文献，发表了文章，就像梅建军教授和杨振宁两位教授一样，提出了质疑，18世纪的启蒙不一定直接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思想发展。您本人对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科学很有研究，那是否可以接受文树德先生的看法？就是说中国的医学和其他科学都是单独发展的，并没有受18世纪启蒙运动那么大的影响？
李零教授发言
李零：我们的活动是和这个展览配合在一起的，在来到这个讨论会之前，我只是看了那个展览。当时我看展览有一个主要的感想，也可以说是两点，其实今天我们的讨论都接触到了。一个就是在展览里面提到，启蒙是一个投射光明的运动，但是这个投射光明的运动是有它的阴暗面的，光明和黑暗总是在一起的，这是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启蒙运动的阴暗面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杨振宁教授提到，李泽厚教授，还有在美国的施瓦斯教授，他们两位都提出“五四”以来，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个提法是不是对？我觉得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来，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关于科学和启蒙运动的关系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我不能离题万里，谈得太远，还是就杨振宁教授和文树德教授的发言提一点问题和感想。文树德教授说，启蒙运动其实对于欧洲科学的大的突破，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还不如文艺复兴运动对科学的影响更大。因为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很多重要的科学著作。而且他把这个启蒙的概念也变得比较大，我们这个展览主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但不是其他。但是今天我们好像把这个启蒙的概念变得非常大，那倒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在中国的经典里面，“启蒙”这个词是说人糊涂，要去启发他，使他变得聪明起来。在欧洲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要把黑暗的东西变得光明。要是就这种比较宽泛的意义来理解，我觉得有一点我很赞同文树德教授的看法，科学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是说不是在18世纪突然蹦出来的。无论是欧洲的科学或者是中国的科学，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文树德教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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