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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4日，浙江桐乡乌镇，陈丹青在木心先生追思会上。
木心能被国内读者熟悉，陈丹青不遗余力的推广是一个重要原因。陈丹青在《我的师尊木心先生》里说：“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木心辞世，陈丹青在悼词中发问：木心先生经常引述一位欧洲人的话：“艺术广大，是以占有一个人。”他当得起这句话。他又说：“爱我的人，一定是爱艺术的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当得起这句话吗?
他把读者看得非常高
时代周报：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木心，现在对文字作品了解得多一些，但是先生的画作、音乐作品，尤其是后者就会觉得没有渠道了解。为什么?
陈丹青：画作方面，木心在国内没有展览，到目前只出版了一本画册。我要是他我也不会出版，这是一个太过嘈杂的时代，太多的出版物。每个人都有精装画册，美术圈的人要么就是赶紧立牌位，要么就是赶紧挣钱，这是一个非常孤立的污浊的艺术圈。他不会凑热闹。
如果有足够的诚意，你在他的画上仔细看，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有的复杂感和微妙。
音乐作品，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木心先生生前非常希望找到懂乐谱的学生把他的音乐创作记下来，等到我联系到了音乐学院的学生，先生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身体不好精力不济。所以很遗憾这件事情没有做成。
我听过五六首都是他自己哼给我听的，非常好听，都是他自己作曲，各种体裁，交响乐、交响诗，民族方式的类似满江红、古诗词的配曲，他的记忆力非常好，有些长达十分钟的乐曲，每一个旋律他都记得，为了什么事情，哪一个朋友死去了，于哪一个春天的下午他有感做的曲子……但是他自己没有留下乐谱。他会弹钢琴，自己作曲。
时代周报：读者对他有两极分化的评价，你怎么看待这种认知上的分化?
陈丹青：先生跟张爱玲的时代不一样，跟鲁迅的时代也不一样，那时候读者群的整体水准、整个中国文艺的状况，跟今天非常不一样;主流知识分子群体，主流作家群体跟今天也非常不一样。木心先生区别于所有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们市面上听到过的那些名字，可是他那么晚才出现。在他出现以前长达60年，我们的阅读经验已被1949年以后的阅读完全填满了。所以当你读到他的时候，一部分敏感的人，没有偏见的人，立刻就读进去了，绝大多数人读的是你知道的东西，阅读经验会有错位，这就是先生有意思的地方。
时代周报：有读者说，很多人不知道木心的离开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好，这很好，这会慢慢显示。他的价值越深，越大，显示过程越长。我们已经忘记了很多作家，今天炙手可热的作家我相信很快就会被忘记，他相信时间，他说我跟大家比耐心。
时代周报：你觉得木心先生有没有等到他的心里期许的读者?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那种骄傲可能是骨子里面的，觉得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配得上他。
陈丹青：对，他是非常高贵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他不屈就也不妥协。他那么迟才在大陆出版他的作品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没有人会坚持这个理由，就是他不能习惯简体字，这是他的一个文字立场，也是他的一个文化立场。
他一生写作，他等到79岁才在这儿出版。但是你们没有看到先生另外一面，就像鲁迅一样，鲁迅大家说他是一个硬骨头，冷静的人，愤怒的人。但是像这样的大人物一定有另外慈悲的一面。他是写给大家看的，写给人看的，他当然渴望读者，渴望读书的人能够认知。但是这种渴望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是他要写得非常好，他把读者看得非常高。这不是一个世俗的条件，而是我要写得足够好。那他就相信芸芸众生当中有人会读懂他。这不是畅销书的立场，也不是一个文学家要名扬天下的立场。就是对文学有敬意。对文学有敬意的人一定对读者有敬意。
时代周报：很多作家，像陈村老师，也都佩服他，听说他一篇文章一定要修改7次才能“不耻见人”?
陈丹青：不止，哪止七次?他在每个字上都有立场，这才是立场。你觉得他有精神洁癖，是因为大家没有精神洁癖。所以大家觉得很稀罕。我们今天的汉语世界就是泥浆，脏得一塌糊涂，没有任何教养。我不看中国当代文学，我遇到他我才知道，我可以看中国当代文学了。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当代文学。好的作品很多，好的小说也很多，但那不是好的文学，那不是好的汉语。我非常在乎这个，我遇到他之前就是这样。我遇到他之后我知道还好，我们还有这样一位作家。
他用生命告诉大家自尊
时代周报：我们都听说他生前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细节，全部都要唯美。
陈丹青：你也应该这样，人都应该这样。可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告诉大家，人第一要有自尊，而且要知道怎么自尊。这个时代的问题太大了，你不遇到木心，就会觉得这个时代的问题习以为常。可是等到这么一个人物出现，你跟他对照，发现太大问题了。首先是我们没有自尊，我们也没有洁癖，我们也不懂得美，我们也不懂得尊敬。他提醒了我们大家。他是一个小孩，他是一个男孩。我前天看到他遗体的时候，觉得自己重新认识了他，此前他还是一个活的人，但是当他变成遗体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孩。
时代周报：很多人对木心的生平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将来会出版他的传记吗?
陈丹青：我会写一些我跟他交往的文章，我不知道怎么写他的传记，我也不希望有他的传记。没有人能写他的传记。
时代周报：先生有一幅挽联是你书写的，这个挽联是什么意思?
陈丹青：这个联是我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的，“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他的“私愿已了”有几个。第一是他的版画集，我看着他挥汗如雨，做出来的很抽象的石版画。第二是他的照片集，第三是他的素描集，第四是他的俳句集。俳句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把名字想好了，叫《雪句》。照片集的故事非常神奇，最近上海的老朋友那里发现了木心19岁的照片，非常漂亮、英俊，白手套，在杭州第一次展览，和两个穿长衫的人一起拍的照片。更珍贵的是木心的外甥王伟去年带来了全家照，估计1930年或者1931年，当时他三四岁，他爸爸拿着礼帽站在旁边。母亲穿着旗袍，非常美丽的姐姐。他已经去世的小姐姐在后面扶着他，木心先生就是一个小公子。穿着绸缎的长袍马褂，非常美的照片。这些照片将来都会在影像集出现。木心先生在劫难中丧失了自己所有过去的资料，把19岁照片给我看，说“神气得很啊”。他说当时送给朋友就送掉了。我说怎么这样就送掉了，多珍贵啊。当时他半糊涂半清楚地说，国破家亡，几张照片算什么?这就是民国人的情怀。
时代周报：他说自己朋友不多，根据你的观察是这样吗?
陈丹青：所有真正的艺术家都耐得住寂寞，所有作品是在寂寞中诞生的，绝对的寂寞，他要这个。
但其实他一路相识的人，笑谈的人非常多，一直交往的也有，跟年轻人的缘分特别好。
时代周报：从你个人来讲，木心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丹青：他让我对世界对艺术都有了一个立场，有了这个立场我不再害怕这个世界。我知道怎么爱艺术，很多人都爱艺术，未必知道如何去爱。他知道，他教会了我，我试着去爱艺术。你们还年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害怕，总是一个强权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你们的工作当中，各种事情都会伤害你们，让你们担忧恐惧。你们在做人和做事情上要有一个更大立场。先生喜欢说，中国人会说人生观世界观，这都太小了。他说如果你对文史哲有一个了解，你对哲学有一个了解。能够进入你内心，你遇到变故，遇到这个世界在变化，遇到灾难遇到侮辱，能够镇定。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文革”是斯文扫地，很多人会失态，受不了。木心承受了那样的屈辱，保有自己的自尊，这和他的哲学有关系。问题是先生不是一个哲学家，你把他说成是哲学家就看低了他，他跟尼采的立场是一样的，认为最好的是艺术家。哲学应该用艺术的方式说出来。学者更是等而下之，就是整理材料的人。
今天这个社会，学者有学问，已经高得不得了了。这是一个低的层次，不是一个高的层次。当然我很尊敬学者，先生也很尊敬学者。他看了很多西方学者的论述，有一个比喻，学者是路灯，我们需要路灯，把我们的路照亮，但艺术家不是路灯，艺术家放烟火。
“要谈纲领性的问题”
时代周报：读者们还是希望多知道一些先生最后的事情，能不能回忆一些?
陈丹青：他最后说了有些话。我都记了下来。
当时说建造木心美术馆的事情，是贝聿铭的学生林兵在设计。木心说：“贝聿铭在他的时间，每段时间都是对的，我在我的时间，每段时间都是错的。”画家刘丹想把这句话写在木心美术馆里。见到了木心美术馆的设计之后，木心说：“这么好啊，我可以去死了。”
11月1日我必须离开，回到北京，还有别的事情等着。再一次见到先生他已经在重症病房，像一条鱼从水里拿出来那样艰难地呼吸，插满了管子。我对着他耳朵哇啦哇啦叫，他没有反应，就像今天大家看到的那样，只是天人永隔。我到桐乡殡仪馆，他还是那个姿势，但是他不会说话了，那种呼吸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同样的谈话我之前和他也有过。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当时我在他眼里就是年轻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二十八九岁—他说你们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一点不知道交朋友、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不知道怎么生活，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非常明白，现在的年轻人是迷途羔羊，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居然遇上了这样一个人。他还要跟我谈纲领性的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纲领之一应该就是汉语的问题，其他我不知道是什么。年轻人爱木心，因为他是慈祥的老人，他有警句、优美的词章，其实是汉语的力量在打动他们，他们未必知道。
时代周报：读者们很好奇，先生一直在创作，很多作品还是没有和读者见面，现在手稿整理这一块的情况怎么样?
陈丹青：这是蛮庞大的一个工作，他有大量手稿、笔记、俳句没有出版。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清理出来。包括他的文学讲稿。当时我听他的课听了有6个月。请读者耐心等待。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严格。可惜现在不能经过他同意了。我们怎么选择他才会满意呢?
时代周报：你在纽约上他课的时候记过很多的笔记，大家都知道他讲课非常精彩，也很好奇笔记能不能公开。
陈丹青：我记笔记记得快，很准确。我希望这个能出版，但是他一直不希望出版，说那个不是作品，但是我知道年轻人、读书圈都很渴望。这个要想一段时间。
我有五六本笔记，全部输入电脑是很庞大的工作。起先拟定的是20多节课，中国从《诗经》讲起，西方从希腊讲起。后来他涉及得很多，阿拉伯、南美、亚洲，印度、日本、土耳其、波斯，一些小国都囊括，问题是这些知识他在少年时就有了。但是他很认真，每次讲稿在两万字左右，最精彩的是他停下来的即兴发挥。我全都记下来了。
我要想这个事情，先生的文学后事，艺术后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浙江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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