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概念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出现，并不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就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艺术哲学》中，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提出了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和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
在丹纳的思想中，环境不仅包括人文环境也包括自然环境，只不过他更强调环境对于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影响作用，并未在理论上意识到环境作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独立对象和问题。而西方艺术实践中人类生存的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作为独立的对象进入画面，当从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风景画计起。至于东方的中国，作为独立对象的山水画产生于东晋到南朝（4-6世纪）之间，这时候，在文学界也出现了以反映自然美为对象的山水诗，这是中国的先人们认识自然美、重视表现自然美的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王献之语）。山水画家王微则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观赏山水画的精神享受：“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在他看来，山水画所体现出的自然之美是音乐和宝玉所无法企及的。
由此可见，在东方的中国，环境概念中的自然环境很早就成为人们认识、发现和寄托情感的对象，从最初的自然映照宇宙之道到自然体现伦理纲常，再到自然本身带给人纯然怡情悦性的“畅神”作用，人们更愿意用诉诸于心理感应和秩序的“自然”而不是“环境”来指称我们生活的外部世界。换句话说，外部世界不仅指河流山川和花草树木这些有机和无机的物质世界，更指向着中国先人们的心理世界，它是心理世界的一种投射和表征。因此，山水画是作为艺术家心理活动的情感寄托而存在的，不是作为外部世界物理变化的记录和见证而存在的。
“环境”概念在西方的产生及其对当代世界的深刻影响，是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开始和理性主义的完善而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与西方自然地理的探险、发现、开发和征服活动相平行而逐渐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环境”是指人类改造性活动发生的条件、范围和事物。随着人类借助于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使活动范围和创造物无限增大，近现代以来环境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变化——原本某一狭小地区内包围着人的局部天然的或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被不断增大的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甚至跨洲际的自然地貌等条件和人造物所取代——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带来的是人的环境视野的扩大和更新。当我们这个星球除了海洋之外的所有陆地几乎都被人类活动的痕迹覆盖的时候，当人类的创造物在体量、规模和能耗上越来越占据着并且改变着这个星球原本的面貌的时候，环境早已不只是康斯太勃笔下秀丽风光中的干草车，也不只是中国文人纸上那精神图式特点的山川云水，而是农村城市化、城市都市化进程中改变着原有自然地貌也改变着人们视觉经验的高楼大厦等各种建筑物。
这是一种与此前数千年人类传统的生活范围和条件截然不同的景观，对于地处亚洲的中国而言，这种巨大的景观反差发生在最近三十年。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原有的地理观念和空间意识被覆盖上了厚厚的钢筋水泥。换句话说，中国人仅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就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大国一道，同样面临着环境问题的困扰。我们开始认识到，不是以自然来说明人的存在，而是以人来说明自然和人本身，导致环境中的一切要素之存在都是以人之需要和利益为取舍。如果经济利润成为人关心的唯一因素，那么市场势必将人周围的整个外部世界，无论是天然的还是经过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都统统纳入生产对象。这种逻辑的结果是，价值规律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个星球上一切非人的生命如动物、植物和其他的自然物质如水和阳光、大气都成为人的经济资源而受到市场的支配。它们原本是自然的，是这个星球中合理的一部分，如今却不得不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只存在唯一的经济关系了。
而人与人的关系呢，即人的社会关系又有什么变化吗？人与人的关系也受到商品交换原则的支配，几乎成为了物与物的关系。人类赖以生存的范围、条件和事物，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本身，统统因为人类在近现代以来的自我无限放大和膨胀而划约为单一、对立并且支配的关系。
曾几何时，人类因为深知自己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对自然顶礼膜拜，心神向往，希望在对自然的观察、体认和描绘中获得物我两化的无间交融。如今，人类又面临着如何穿越商品交换原则支配下高度发达的物质景观世界的高墙，唤起或者说恢复人之自然属性的意识这样的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艺术家来说，如何在视觉创作中修复日渐式微的人之自然性，建构起抵御或者说平衡市场价值关系的新的精神关系，是一项重大课题。简单地重复描绘古代的山水图式，显然无助于符合当下实际的心理需求，毕竟精神“家园”更多的是一种指向，是一种气质，而不是固化的限定，如其所是的“自然”，会因为每一位艺术家个人化的切入角度和关注侧重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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