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张雯
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民俗艺术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本土文化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存在土壤。这不仅加重了我国一些艺术遗产的消逝，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意识的树立。历史悠久的北京既是孕育了民俗艺术的土壤，又是向世界呈现深厚民俗文化的窗口，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与经济的日益融合，使得北京民俗艺术产生巨大变化。
与全球化趋势迅速占领整个文化生产领域这个经验事实相比，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民俗艺术研究在今天显得严重滞后。尤其北京作为历史古都和现代化都市的双重身份，对民俗艺术的保存与发展，更具有特殊的视角和紧迫的意义。
自2005年起，北京市每年均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2008年专项资金已达2000多万元。市发改委、建委、民委等团体开始逐渐负责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各区县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这些都为北京民俗艺术保护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民俗艺术保护的方式，在探索阶段也不可避免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北京市虽然已对传统民俗艺术进行调查工作，但是尚未有产生完善的对应这些民俗艺术调查的具体保护措施与开发策略。
比如，为了抢救和保护北京的非物质文化瑰宝,北京市政府于2005 年10 月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传承单位、传承人。并将妙峰山庙会、厂甸庙会、智化寺京音乐、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密云五音大鼓、京城百工坊民间工艺(雕漆、景泰蓝、牙雕) 6 个项目申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他们分别分属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门类。
但是，目前尚未有形成完善的具体对应这些民俗艺术文化的保护措施与开发策略。
二、北京民俗艺术保护实践活动不能与民俗艺术面临的快速变化的具体状态及时对应。
例如，在全球化语境的历史状态中，近年来北京居住情况、建筑规划等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当一部分原居住在旧城内前门至永定门包括天桥一带的民俗艺人不得不在推土机的逼迫下远迁至近郊。这样一来，其身怀之绝技也随之迁往北京近郊一带。而北京市对民俗艺术所进行的保护措施和实践活动，却没有随着北京市民俗艺人居住状态的改变，而及时采取相应的民俗保护和开发实践。北京民俗艺术区域的持续疏散，将会导致这些古老的民俗艺术文化的逐渐流失甚至消逝。
三、北京市对民俗艺术保护所实施的产业策略更多停留在商业意义层面。
为了适应文化全球化而进行的民俗艺术产业化，我们更多地将民间、边缘的文化建构成为只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文化工艺品，忽略了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仍然生活在地方性的文化状态之中，他们的仪式、服饰以及饮食等不同于其他族群或阶层的习惯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具有当下的意义。如此，民间的、边缘的文化则被现代性话语想像为与历史、过去相联系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也被凝固为一种想像的过去式，与当下无关。而这貌似保存民俗文化的方式，恰恰是对民俗艺术的消解和僵化。
全球化语境下北京民俗艺术发展的方向，决定了我们的传承与保护，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创新性恰恰来自民俗艺术前辈文化传统的禀赋。因此，北京民俗艺术产业化策略应是利用北京民俗艺术资源，合理产生民俗艺术精神产品，为当下的人们接纳、运用。对北京民俗艺术合理保护和开发的产业策略，应强调以下几点：
一、首先必须熟知北京民俗艺术的核心内容，发掘民俗艺术对当下受众的吸引点。将全社会动员起来，全民族参与进来，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保护。
二、建立完善的民俗艺术产业机制，在全球化语境下，发挥北京民俗艺人的话语权，激励民俗艺人充分发挥其创作主动性与激情，保护北京民俗艺人创作权益和创作追求，使他们“活在当下”。
三、建立合作机制和氛围，利用各种传播媒体的支持，进行复合式合作，使民俗艺术有充足的传播空间，发展空间，
四、利用最先进时尚的技术，使民俗艺术创意和全球化语境中最先进的技术联系，使得全球化语境成为北京民俗发展的正面动力，而不是负面冲击。
近些年来，我国民俗艺术保护工作日益被重视，支持、保障传承活动的开展也成为政府、社会乃至教育部门一项重要工作。北京市各级政府、社会团体还积极研究和探索保护传承的方式方法，如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生态博物馆、以乡镇、村落、社区为单位开展传承活动等等。不少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给传承人创造条件，提供经费、场地、带徒等支持，为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提供资助；一些高等院校也积极行动起来，大学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
在这样环境和政策支持下，对北京民俗艺术资源如何适应全球化语境的研究，也具备了可行性，我们应在在现有民俗保护的基础资料上，根据全球化趋势，选择北京民俗艺术代表类型，进行北京民俗艺术形态、保护方式、产业策略方面的分析研究。（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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