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期，健康丰富的文化样式一定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然而，当下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以一元屏障多元、以简单遮蔽丰富、以愚乐取代娱乐、以说教取代教益的现象。“我们这个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不能只有小人书、只有小品，还应该为后代留下一些可以传承的传世之作。”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指挥家谭利华说：“文化的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塔底是一些通俗的东西，塔顶是这个国家民族最高的文化成就。”

文艺的本质是责任和自由。自由有其规则，艺术家可以信马由缰，规则存于内心。“在今天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我们有理由提出文艺创作应该重新回到心灵，回到儒雅的思想和精神之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说。

“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索谦感叹：“我们无力阻挡市场经济的泛化，但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并大声宣告：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坚持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促进文艺真正的繁荣和发展；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杰出的文艺家；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创作出经典的优秀文艺作品。”

3. 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却监督利器。健康的文艺批评标准有许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相异的文化实践。

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却监督利器。文艺创作的繁而不荣、兴而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艺创作失去了批评的鞭策和佑护。“我们的文艺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文艺表扬。”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感叹，“讲‘好话’和‘坏话’本是文艺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忠言逆耳，文艺批评要评论的重在后者。我欣赏不留情面、尖锐锋利的批评，因为顺心的话容易，逆耳的话难说。表扬要把隐含在作品里面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心予以彰显，并与大家分享；而批评则应该将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布，让大家引以为戒。”

目前的文艺批评面临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媒体上的一些宣传和炒作代替了文艺批评，而“友情褒扬”、“红包评论”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诚信危机，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对重大理论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担当更使得文艺批评难以担负指导创作的重任。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的涌现，网络批评空前活跃，大量书评、影评、剧评、书画评论呈现一种“另类的繁荣和狂欢”。大量的文艺批评已经从传统的报纸和杂志转移至网络，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主流声音却被湮没其间。

“文艺还能批评吗？”2002年，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推出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从而成为当年世界文学界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文艺批评怎样才更具可能？

日前，画家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见诸各媒体。一纸判决，让社会上众多文化人士做出反思：文艺批评的边界在哪里？到底怎样的文艺批评才能褒贬得当而不越界？

文艺批评的尴尬恰恰就在于边界的模糊。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评论家采取慎开金口、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首鼠两端态度，当着官员说套话，当着作品说胡话，当着大众说瞎话，背着大家骂粗话。文艺批评喑哑失语、乏力萎靡、单调乏味，批评成了温吞水，隔靴搔痒，研讨会、座谈会、恳谈会、见面会，都成为创作者的“树碑立传会”和批评者的“捧哏表彰会”。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1784年，《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国首演，剧作家博马舍的这句话从此传遍世界，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箴言。今天，这句话值得我们再度回味。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我们究竟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文艺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有时代感、紧迫感的课题，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和思考的课题。作家陆天明提出，文艺批评的诸多缺陷是缺乏理论勇气的表现。他认为，“批评之所以失语和缺位，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可适用的足够强大的新理论和精神来支撑，心中也就无话可说。什么是健康的文化批评？标准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一条，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不一样的文化实践。”(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