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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搭:立体主义与我们的时代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3-27 17:15:38 | 文章来源: 刘逸鸿的博客

文\刘逸鸿

一百多年前,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同时,人类史上爆发了一场空前血腥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后的一个晚上,毕加索参加完一个一个宴会,和艺术经纪人斯坦走在巴黎的街道上,看到一队军用货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这队军车与众不同,整个车体上都涂着杂乱的不同颜色的斑点,毕加索惊呆了。据斯坦回忆:“他突然叫了起来:“这是我们的东西,这是立体主义””

那一年,身材矮小的西班牙天才毕加索33岁。他为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部队借用他所发明的这种新颖的视觉形式而欢喜雀跃。对于他来说,这场战争是“艺术”和以前历史的分水岭。对于他来说,1914年是很多人们情绪的交汇轴心。战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同时,它也摧毁了人们对旧日秩序的陈旧认识。战争刚刚爆发,海明威就到了巴黎,艺术经纪人斯坦对他说:“你和你们那一代人都是失去的一代。”在她的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带来的是迷惘。她写道:”“这次战争的格局并非是一个重要人物站在中央,其他的人在其周围如众星捧月。这次战争没有准确的起点,也没有准确的终点。在这次战争中,每一个角落都和另外一个角落一样重要。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格局就是立体主义。”

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正是斯坦所描述的状况,我们今日所面临的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更加复杂的格局,在今日的当代艺术实践以及很多其他社会实践领域内,并没有一个核心,也更没有一个所谓的核心价值。我们的日常经历告诉我们,我们经历的正是一个世纪前的毕加索的绘画所揭示的那样的一个立体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扁平的,也是多维的,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散点透视结构”---每个区域都是平等看待,没有中心。 那种丧失中心的无依的“空”,正如中国的山水画和立体主义绘画一样,令人恐惧,也令人迷惘。于是,我们不得不问出一个很根本也很重要,但是却是很不合时宜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到底有没有“核心价值”?

当艺术经纪人斯坦看到一战时军用卡车上的迷彩色,以及挂在她家墙壁上的布拉克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时,她所感受到的是时代的变化。这和我们现在的感受非常相似。我们的生活的社会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世界运转的方式正在发生更为彻底的转变。这个转变在一个世纪前的立体主义绘画中被描述出来,今天它正成为我们的生存现实,以前我们习惯的观察世界的观念和视角都将被彻底颠覆。1914年毕加索第一次看到军车上的迷彩的时刻和我们今日所经历的时刻极其相似:

世界突然变得更加复杂,新的相互联系不断涌现,旧有的语言迅速过时,旧日的观念也无法解释我们当下的生存体验。一个从十八世纪欧洲庄园里面走出来的人看不懂使用机关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同样,一个在乡土中国中长大的企业家也很难看懂这个世界真实的变化和中国现代绘画。

春江水暖鸭先知,艺术家们天生的追求那些不符合旧规矩的新事物和新想法,因此,他们会敏感的体会到社会和时代的细微而内在的变迁。他们并不具有“革新公众认知”的权力和能力,即使拿破仑和列宁都不能。艺术家的能力在于他能敏锐的感知到社会和公众的心理变化,并发明一种有效的视觉形式来揭示这种变化,他们被变化所吸引,而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大多被埋在成堆的陈旧观念和偏见之下,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理解历史的急剧变化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具有创新的优秀的企业家那么少的原因。

在此,我不想浪费时间大动干戈的去批驳时下流行的关于当代艺术的那些虚妄的思想和无稽之谈,因为,那些貌似新颖的形式所掩盖的陈旧的观念正在日益衰落,自我瓦解,当它走投无路的时候,事情会自己逆转。很多当代艺术的从业者和实践者都无意识的想要拥有一种“确定性”,我想说,太多的确定性带来的是太多的让人丧失自我和自由的危险。对确定性的追求,正如战争中对作战方案和攻击目标的追求一样,它制造了当代艺术领域中更加复杂的力量角逐,“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事件就是这种典型的追求“确定性”和“核心价值”的例子,这和开放变化的当代艺术实践规律完全背道而驰。传统的大战略规划是一种静态的保守的思维定式,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中国的文化部和美国的文化部都一样,他们都希望寻找“确定性”,寻找“政治上的正确性”,都希望世界和人们长成他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比如美国就希望全世界都是民主制国家,换言之,都做它的奴才和下家。所以,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对个人和民族国家的权利和自由来说,都是危险的,它会让我们不是被他人奴役,就是被“自我”奴役。

“当代艺术有无核心价值”这个问题就是从更广大的公众和艺术爱好者的角度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因此不可避免的带有对确定性的追求,在以“否认确定性”为意识形态的当代艺术家这里,这问题是荒唐的。但是荒唐的不一定是不真实的,往往越真实的问题,越真实的事物就越荒唐,如果你理解余华和刘震云,就应该承认事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这个荒唐的问题对于思考当代艺术实践来说是真实的好问题,甚至对当代艺术领域中的所有问题有提纲挈领之感。总而言之,我想这个问题的发问者是希望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然后再把现实状况削足适履。但是这个真实的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不存在的。艺术家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艺术家不会去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任何希望都是虚妄的,护士学鼻祖南丁格尔曾经观察到,被关在房间里的病人都喜欢坐在窗户边,望着窗外。希望是一种病,这种病让我们忘记自己的真实面目,不能活在“当下”,如果不能活在当下,不能认识“当下的时代”,这个“当下的时代”不能被敏锐的感知到,又如何去做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当然不是当前的艺术,如果认为当前时代的艺术就是“当代艺术”,那如今金山农民画也是当代艺术。街头吹糖人的也是在做当代艺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说“当代艺术”这个名词是毫无意义的根本不存在的一个虚假概念,如果是这样,那很多在“当代艺术”领域内行动的人岂不都弱智到象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那种地步??我们不能肯定这个世界,同样,我们也不能否定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去希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只能去看,去问,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换言之,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逻辑去假设,我们要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思考和生存,这逼迫我们超越了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这也是现代艺术----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遗产。

我们要承认毕加索,达利这些人,他们的确发现了,感知到了一些其他人包括其他艺术家所没有感悟到的东西,他们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嗅觉极端灵敏者。他们就是今日的乔布斯,他们如果活在今天,不会去画画,而是去创建“FACEB00K”。索罗斯和巴菲特,他们与毕加索达利一样,都是对那社会与自然中无形的系统结构和人的深邃的心灵具有非凡洞察的人。这些变革者都能更早的看到重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和优秀的艺术家一样,时刻关注着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的信号,而不是像那些平庸的头脑,面对新变化还固执的认为:“这个我以前早就知道”,然后要么以一种“可以永远不变的活一万年”的观念而生活,要么就怕死到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无奈地步。

正如当立体主义出现之后,一个花瓶或者一把吉他在画家的眼中再也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一样,1914年之后的欧洲看起来和1914年之前的欧洲再也不一样。这不是说是立体主义绘画或者战火改变了欧洲,而是说,立体主义的观点,即我们不能简单的从一个固定的单一的视角来看待事物这样一个观点,成为那个时代精思想的象征。更深入的看,也只有象立体主义一样将事物完全拆解开来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它,我们才能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现代性“。

立体主义者认为过去的绘画是一种谎言。因为画家过分简单化的把物体给凝结起来了,虽然它们看上去很逼真。这些写实的绘画看上去好像是真的一样,但是生活中那样东西和那个人会像画中的那样吗?这种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隐藏了大量的真相。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立体主义出现之后,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用简单的视角无法再准确的认识事物。这个世界不再是米勒时代那些绘画中的乡村房屋;只有立体主义者所倡导的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个物体的方法,才能帮助我们理解1914到1918年错综复杂的残杀,以及在这之后出现的世界。

毕加索涂抹的是一张桌子和一个人破碎后的画像,在这之前,塞尚也花尽所有的精力力图呈现这个分崩离析的现代世界,他们都是要寻找在现代主义和工业革命出现前的事物存在的本来面目。类似的,在维也纳,佛洛伊德正在研究各种精神异常者,编织一个关于人的深层心理世界的理论,以图找到让这个世界变得支离破碎的人类行动的最原始动机,他的探索告诉我们,我们”现代人“的人格是如何的分裂和破碎,早年的残碎的人生经历如何深刻而无形的改变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对人的和谐健康的成长是如此绝望。另外一个在维也纳出生的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探求类似的问题,他所为之痴迷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世界本身的”原子“事实,整合为对整个世界本来面目的真实解释。本雅明也是在类似的洞察的基础上展开了他的片断式写作,力图用碎片呈现的方式系统化的构建一个真实世界的运动样式,记录这个丧失了古典“光晕”的“机械复制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也同样认为,这个世界必须以多样化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阐释,他说:”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构图,一代代人下来,人的差别并不大,但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构图却大不一样。“这些艺术家和科学家对历史和文化的悸动有本能的敏感,他们努力的描述出他们心眼中所见到的地图,但是,他们无力全面而真实的勾画出这个地图的所有细节。

立体主义所展示的形式成为后来的波谱主义以及美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混搭“风格的力量源泉,在我们这个时代,混搭就是真实,混搭就是力量,混搭使得不可思议的事物不仅变得可能出现,而且一定会出现。比如我们当代的中国,就是把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进行混搭而产生奇妙效果的产物,这是那种理性的线性思维方式所无法想象的。混搭是一种务实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精神,它提供了一种即简单又巧妙的创意思路,实现了一种深刻的跨界,混搭的逻辑告诉我们,需要把这个世界视为多种事物,以多种多样且不可预见的方式,合成各种全新的事物,带来全新的境况。把现有的事物相加,和究竟会是多少,一加一的结果肯定大于二,有无数种相加的可能性和组合的可能性。有无穷种维度,这种混搭所产生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令人吃惊,它在我们熟知的现实元素的认知上制造了一个即简单又深刻的震惊。混搭的方法论为当代艺术以及一切领域的创新和建构提供了一种灵活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明了,要想在当今这个”天下没有新鲜事“的信息泛滥的时代建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话,关键不在于去别出心裁的独创个什么东西出来,而是要尽可能的释放我们内在的本性的力量和知识,让他们融合混搭,并合理的利用一切可以接触到的元素。最好的创造是不创造。最高明的创造是让自然和我们本能的力量自己去运转,去融合,去创造。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我们给我们自己建造事实的图景”,这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惊人的哲学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佛陀就明确的指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每个人的自心创造出来的:“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本雅明所呼唤的“弥赛亚”式的救赎最终也无法实现,这些大思想家发现了问题,但是他们无力给出解决这问题的答案,最终本雅明自杀而亡,而维特根斯坦晚年辞去教职,去到医院做了义工,尼采,最后疯了,在街上抱着一匹马痛哭。人世间最令人寒心的事情是什么?是当你行走在新与旧的断层线,你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轮廓,你挥毫泼墨,或是奋笔疾书,在自己的艺术作品或著作中大声疾呼,但得到的反应却是大家的冷漠和忽视,没有人理解你的信息,这些大思想家面临的也是佛陀早年遇到的困境,没有人能听懂他所悟到的道理,他只能:”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如今回首人类史上这些大哲和圣人们的心路历程,我们应该醒悟:今日人类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建立在对世界和自我的错误认知的基础上。

当我们回顾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时,我们不禁要扼腕叹息:他们怎么就会对那些显而易见的常识视而不见呢?如果我们实事求是,我们不需站在一百年后的时代遥望这个社会也会发现,今天也有太多的人对那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视而不见。在我们的周围,隐藏着很多历史巨变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用过去的眼光和思维是无法发现的。这种潜在的力量正在蓄积,他将冲决我们旧有的思维,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当代艺术实践,正是这股社会力量中的一个小小的支流。谁也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哪棵稻草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历史转折的信号也经常出现在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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