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逸鸿
艺术批评是关于艺术的探讨或著述，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想知道艺术作品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艺术反映人类的价值和理解，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为理解我们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为否定他人的存在而批评。艺术和艺术批评因而成为我们传达给自己有关我们是谁，我们所信仰的和所感受的东西的一个主要途径。
人人都可以对艺术作品和艺术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和评论，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资格和权利来对艺术进行“批评”，但这不是说，人人都可以做“艺术批评家”，正如人人都有资格和权利有能力来画画做艺术，但并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批评家”或者“艺术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干了与之有关的事，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背景，教育程度，他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感觉的敏锐性和价值观以及知识结构决定了他是否适合承担艺术作品的批评工作和创造工作。出现很多拙劣的作品和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艺术家和批评家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和视觉敏锐性以及智慧和学养的不足。
严肃的艺术批评不是八卦般的说三道四，更不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我曾经在《我心中的批评》这篇随感中具体说过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将新闻爆料，绯闻轶事，甚至出自嫉妒憎恨的攻击谩骂，都视为“艺术批评”，这是过于笼统而盲目的看待“艺术批评”的意思了，这也是对严肃的学术批评和他人生存权利的一种不尊重。批评家吕澎先生在2003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权力与信念》，文中对批评的主观任意性进行了反思，同时也对批评要依靠权力来生效的现实机制感慨，最后提出批评需要“信念”，他提出了问题：“批评家从事批评工作究竟是一个行业还是一种涉及思想成就的信念？”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是以画画为业，以教书为生的人，但是我也喜欢读书思考写文章，我喜欢观察很多现象，思考很多理论，阅读艺术的历史，积累于心的想法多了，不可避免的，我就要从我个人的角度对很多事物进行“批”和“评”---就是分析，评论，判定，我相信不只是我，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现象都有自己的信念以及由之产生的看法，每个人对于客观现实和自己的生存处境都是有话要说的。有的人相信杜尚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有的人相信他是混混，有的人相信毕加索的作品是杰作，也有的人觉得那是垃圾，我们都有自己的信念，因而，我们都会依据自己的信念，也就是价值观来对事物作出自己的批评，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凡被称之为“艺术”的应该具有可塑性和开放性，越优秀的艺术品所提供给人们的阐释空间越广阔，因为艺术他具有暧昧性和歧义性。
作为艺术作品它肯定会具有一定的空间对不同的阐释和批评持接纳和包容之态度。因此，批评家可以在一个旧文本中发现新的“作品”，也可以在一个“新”的作品中发现旧的观念，这就是说，批评家他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历史知识，同时他也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可以分析出什么样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这就和普通人对艺术的“批评”有所不同了，而这不同，很多时候是一种经验累积才能看得出的，正如古玩鉴赏家一样，老的肯定比年轻的辣。但是，艺术它和古董还是不一样，艺术它更多的面向人类的意识的未知和知识的开放性，面向当代的个体体验，就这点而言，年轻批评家要比老艺术家具有更多对艺术品的判断批评的优势，要知道，人的知识结构也有老化的过程，而且，人的认知结构随着年龄增大，也基本上倾向于冥顽不化，像格林伯格这样有水平有修养的大批评家在人生后半期都固执己见，排除异己，那我们对现在的批评家做出“公正和客观”的要求，就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公正和客观”，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也做不到，而让老一代的批评家来客观甚至深入的批评分析最新锐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形式这也几乎不可能。人都是主观的，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主观意识的产物，人和人的想法总是不同的，而且，并没有谁的想法就必然要比另外的人更牛逼的道理，因为再牛逼的想法和说法，最后都要经过“共识”的门槛和他人发生关系，要经历“历史”和“常识”的无情检验。正由此，心平气和的批评和相互尊重的开放式交流今天才会变得如此重要，在人人相争的达尔文式的江湖社会，期望“尊老爱幼”这个传统能在艺术界和知识界继续发扬光大几近乌托邦之梦。为了改变这样令人悲观的批评界的状况，带来积极的变化，有责任感和“人品”的批评家必须在尊重历史传统和理性精神的前提下产生足够的新看法，在当下的常识框架之内寻求点滴突破，所以，真正有价值的批评，产生不易。而如果批评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那必然会形成塑造历史的力量，产生批评的功用，批评没有生效，是因为其不符合历史趋势，不具有现实意义，废话，谎言，媚语，听着很好听，但是都没有任何塑造现实和历史，形成价值和意义的能量。
有人认为艺术家和艺术品存在着广泛一致的评价，甚至想建立一个艺术的“标准”，这一观念是错误的。很多艺术品刚诞生的时候，都是违反当时标准的，都遭到了谩骂，攻击和诋毁，最后，依靠各种现实条件，当他们的作品形成了气候和趋势之后，逐渐被大众所接受，最后形成了艺术史上的“共识”，但是，这不是说共识是标准，艺术史是标准，这艺术史的推进要靠更多的违反标准的更新的艺术品来作出，艺术史的存在是为了质疑人类的“共识”，质疑我们顽固不化的习惯性意识框架的。梵高当年的画作送给朋友朋友都不要，马蒂斯刚出道时被批评家讥讽为“野兽”，而毕加索刚露脸的时候，他作品所在的展厅被观众讽刺为“恐怖地带”。沃霍尔最早的时候根本不被认为是艺术家，而优秀的中国艺术家丁乙早年的抽象艺术实践曾被很多人认为“不会画画”，他一度被认为是“花布设计师”。
理性的艺术批评于感性的艺术实践而言，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好的一面来说，有时候，艺术批评的意见会让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时期得到青睐，从而塑造历史，特别是这批评的意见来自权力人物，比如美国国宝级现代艺术家劳森伯格，就是被卡斯蒂里这位艺术巨商给“批评”出来的，从一个像捡破烂一般的无名艺术家一路推倒威尼斯双年展的代表美国文化的艺术大师地位，作为艺术巨商，卡斯蒂里对美国艺术史的贡献要比一般批评家大的多，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波谱艺术以及大卫萨利，施纳贝尔为代表的七十年代艺术家群像。而当时另外一位大批评家格林伯格则是真正的发挥出了作为批评家的全部能量，无中生有的“批评”---梳理分析归纳出一个“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流派，和波谱艺术一道建立了“美国现代艺术”这个大厦的基石。
在目前的时代，我想批评家们都应该很清楚，做艺术批评是比较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就对艺术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言，批评现在软弱无力，因为当代艺术存在的范围超越了其他表达方式的所及之处。换言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语言的解说来了解到艺术是什么。即使在艺术的内部，一流艺术和二流艺术的不同之处也是无法用语言来加以明确和合理的界定的，就好像你无法界定谁的”灵魂“比谁的更加高贵一样。这样的现实非常令人尴尬，不但令批评家尴尬，还令艺术家尴尬，就像批评家吕澎先生在《批评，权力与信念》一文中自己所坦言：“在讨论批评问题之前，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对批评事实上是无知的。尽管我断断续续阅读过有关批评的理论著作，阅读过不少批评文章，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大家所说的批评。某个个人（他被称之为批评家）的以文字来表述的“批评”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是有价值的呢？他如何告诉我们一个艺术家作品的内在含义？关键是，一件作品真有内在含义吗？”
吕澎先生在2003年提出的问题，在当今仍然有现实意义，甚至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艺术批评的问题其实质不在于艺术批评本身，而是在于如何理解今日的和以往的艺术实践的合法性的问题，吕澎先生说自己不知道何谓批评，那他撰写的洋洋洒洒的“中国现代艺术史”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来问：它“以文字来表述的“批评”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是有价值的呢？” “他如何告诉我们一个艺术家作品的内在含义？” “关键是，一件作品真有内在含义吗？”。。。。
我觉得吕澎先生在2000年以后的对艺术包括自我的看法和想法都有一种焦虑和纠结的意味，这种焦虑和纠结来自对艺术实践和现实之间的所产生的矛盾的更深入的认识，他好像一直在寻找一个恒定的一贯的“价值”，在着力塑造或者说在挽留一个“历史”---关于自我的，也是关于艺术的，但是，这个寻找恒定的自我话语和固定的主体权力的目标注定是不可能靠思考与写作来一劳永逸的实现的，吕澎先生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转向了“市场，操作，”用“行动即书写”，通过“改造历史”的行为来为艺术批评和自身存在以及中国现代艺术在当代社会的合法性生存和发展寻找新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是自我的拯救而非历史的改造。“找自己”，大概算是这新世纪即将全部过去的十年中艺术界的基本心理主题吧。
其实，我觉得对于艺术批评的现状和远景都没有必要如此悲观和焦虑，艺术批评家是艺术家的“助产士”，前文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上批评家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也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古代画论，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艺术批评一样，这些画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献，即使放在最新潮的当代，就说最张狂的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吧，他也很在乎文字的作用，他在自己的自述中说，他在日本之外的任何一个展览，都非常审慎的对待展览的外文介绍文章的翻译情况，比他的作品本身还要重视，因为，他觉得，绝大多数观众是通过文字（艺术批评）而不是通过作品本身来了解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我觉得如果批评家不太在乎是否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他就不会很在乎批评是否“生效”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事实正如我在开篇所言：“艺术批评是关于艺术的探讨或著述，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想知道艺术作品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艺术反映人类的价值和理解，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为理解我们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为否定他人而批评。艺术和艺术批评因而成为我们传达给自己有关我们是谁，我们所信仰的和所感受的东西的一个主要途径。”
当我们能对艺术批评有这样一个基本而朴素的认识，我相信，艺术批评就会自然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力，彰显自己本色的信念，进而为自己对艺术和存在的理解，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做出实质性的必不可少的贡献，而在今日一些年轻批评家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能看到这样的端倪了。实际上，在我接触到的艺术家中，和很多坚持在当代艺术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人，不管卖钱不卖钱，获利不获利，内心都有一个价值标准和理想信念，在很市场化的今天，大家对艺术真正的价值观，还都是有需要和追求的。正如我所欣赏的年轻批评家付晓东所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的生存问题，和上一代人应该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不应该再纠缠于写文章收钱还是不收钱，这已经不是问题。我觉得艺术这个行业目前来说是不差钱的，在八、九十年代，经济成为当代艺术发展决定性的问题，现在不是这样，有很多画廊和机构都需要举办展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如何做得好的问题，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调节各方面的关系，能够实现自己的理念，这个就取决于每个人判断的问题。目前对大家来说，都没有必要去逼迫自己去写一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东西，这跟艺术家的创作一样，你是在探索，还是在画行货？包括展览也是这样，我们都可以有选择，在选择的面前，我们有力量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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