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乙：“我希望人们可以聚焦在绘画的色彩上，线条上和结构上，而不是画面所隐含的意义。只有当人们忽略了所谓的意义，他们才能更开放地接受艺术带来的新感觉。”
在上海著名的艺术区莫干山路M50，丁乙的工作室隐于最深处，两处柳暗花明的院落，一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丁乙蹲在画室的地上收拾着前一晚还在熬夜创作中的新作品纸稿，阳光透过木架屋顶上的天窗斜射进来，使满室特色鲜明的符号画作浮在一种旨意般的艺术气氛中。
作为最早进驻M50的艺术家之一，丁乙用“十”及“x”这两种符号，在自己长达20余年的艺术生涯里只用这两种符号——在有限的画布上，创造出一个神秘而极具市场性的抽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艺术以无限内涵折射着现实社会的变迁和未来畅想。
看上去单一的符号，通过材料、构图和颜色甚至是意念，不断显示出奇妙的变化。它不仅使丁乙成为中国当代抽象艺术顶尖代表人物之一，还使得他在抽象艺术认知起步较晚的中国，相对较早地就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
简单收拾完画室，丁乙在他的Art Deco风格的沙发椅上坐下，自然而然地点起一支烟。烟圈袅袅升起，萦绕着画室内的阳光、房梁下的蛛网以及那些艺术符号——它们自1988年起，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名称“十示”。
抽象艺术领军
抽象艺术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尚属空白。关于第一个在上海开设中国当代艺术画廊的外国人劳伦斯，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描述。1996年，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拜访艺术家，在丁乙的画室里坐了一下午，然后，在他那位于酒店走廊的画廊里推出的第一个个展，是丁乙《十五·红色》。
“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师吴冠中曾经说过中国的艺术看起来非常抽象。但是，就像天空中的风筝一样，总有一根线是将其连接至大地。丁乙的绘画是完全抽象的，就像没有线的风筝，美丽，但是强大。”劳伦斯曾这样评价。
20世纪90年代初，丁乙卖出了自己第一幅以“十示”为题的抽象作品，“大约是820美元，现在那幅作品在意大利。”丁乙说，这曾带来“短暂的惊喜”。在此之前，由于没有“市场”这一概念，成为艺术家、尤其是成为能出售作品的艺术家事实上是比他的抽象绘画还要抽象的东西。
差不多在这个时期，“艺术市场”开始向中国点点滴滴地涌来。丁乙第二次“卖画”时，他和方力钧、王广义等14人已经获邀参加威尼斯国际双年展，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获邀去威尼斯的画家。“当时正好一组作品(9张)被一家香港画廊以1万美元价格买断。我很高兴，因为这样就有钱可以去威尼斯看世界了。”丁乙爽朗地笑着告诉记者。
他用5000美元在意大利待了三个月。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他的作品被称为中国抽象艺术“令人震惊的案例。”现在看来，早期的这些藏家应当十分自豪于自己的眼光，如今丁乙的作品平均售价约为100万元(约合149,466美元)。同时，他现在一年创作的作品不超过15幅。与他低调的为人相比，他的作品在市场上一直非常活跃。
国际大牌的艺术宠儿
1962年出生于上海的丁乙看上去显得有些严肃，留着齐肩的头发，蓄须，戴着黑框眼镜。他穿着考究，基本只在一家品牌店购置服装，却被称为中国离时尚最近的当代艺术家。
学设计出身的经历，使他在成名之后，获得众多国际知名大牌邀约合作。其中最具谈资的是，他为法国奢侈品牌爱马仕在2007年设计的丝巾。
当他最初被邀请为该品牌的展览特别设计一款丝巾，以庆祝其诞生170周年、登录中国大陆市场的10周年纪念时，丁乙有些犹豫，甚至决定拒绝这个邀请。他担心为品牌设计会受到限制。
“如果要我做出妥协去迎合任何一个品牌，我不会考虑。”爱马仕邀请丁乙到其巴黎的总部进行为期5天的参观，包括它的门店、工作室、博物馆等。爱马仕的设计总监在纸上画了一个88.5×88.5的方块，这也是丝巾的尺寸。在方块的中心，他写下了大大的“Freedom”(自由)。
丁乙接受了邀请。这条布满了“十示”的丝巾，如今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而它仅仅是丁乙在绘画领域以外，成功的“十示”作品中的一件，他的其他作品还包括雕塑和家具。
“但我的主要重心还是，而且永远是绘画。”丁乙说。
十示：生活坐标线
事实上，“十示”这个符号被选中作为他的艺术表达，并无特别的意义。
1983年他从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曾在玩具厂上班。1986年，他毅然辞去工作，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继续深造。他曾主修中国画，但是很快就对此感到厌倦。
当时正值中国艺术新浪潮时期，一个革命性的时期。中国的艺术家打破了传统的艺术概念枷锁，打破了社会主义写实，以极大的热情接触着西方当代艺术。他们用每一种可能的西方现代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
1989年初的“现代艺术大展”被称为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的第一个沸点，丁乙的两件作品参加了这次展览，但却是所有作品里看上去“最安静”的。
他对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形式持一种抗争态度。“我想要有所突破，必须创造出与主流所不同的东西。在此前工作中一直接触的‘十字’坐标线成为我的符号，很多人问我它的含义，其实在我的画里它没有含义。”
1988年，丁乙创作的第一幅《十示》，画面被红、黄、蓝三原色分割成三条，从印刷行当挪用来的“十”则以黑色及其精准地分布在画布上，丁乙甚至使用了标尺、胶带和直线笔。这一时期，他每一件完成作品都如一个制图学家的工作。
包括他的教授和同学在内的所有人看到作品之后，都感到非常震惊和不理解。“他们评价作品毫无情感，就像是花布设计，不能够接受，而我则为此窃喜。”丁乙笑着回忆，“我当时就知道自己成功了，我走在同伴的前面，走在时代的前端。”
在他的画室里一面墙上挂着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十示》，它的对面挂着一幅近作。相比早期的冷峻色彩与坚硬线条，近作上用了鲜亮的荧光色块，“十”形也被抛弃了工具，而以徒手绘画。其间他还尝试过材料实验，甚至用粉笔和直接在格子布上作画。
“我的绘画线索事实上也在追随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城市剧变。”丁乙说。“比如上海，这座城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以惊人的速度变化和扩张，灰暗的色彩、雅致的风韵随着城市化运动荡然无存。几天不出门，城市的霓虹灯又多了。”
于是我们在丁乙的作品交错排列着的“无意义”符号中看到了荧光鲜亮的色彩、不对称的“画中画”格局，感受着城市生活的浮夸、淫靡、无序和刺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