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石剑峰
“为什么印度学者的到来会制造、引起我们的焦虑，我们到底为什么而焦虑，我们到底谈的是印度学者，还是我们自己？”
“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是上个月结束的2010上海双年展系列活动之一，活动邀请了数位世界级的印度当代思想家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对话，受邀的印度学者包括查特吉、霍米-巴巴、杜赞奇等。“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从2010年10月一直延续到2010年底，在上海美术馆和中国美院共做7场对话活动，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影响。日前，“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主办方在同济大学举办了“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后续讨论会，高士明、陆兴华、梁捷等学者参与讨论，就“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中印度学者提出的话题作延续性讨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后续讨论会第二场活动将于3月10日下午2点在同济大学举行。
应该和他们找到共同态度
陆兴华（同济大学哲学系）：提到讲座的系列，有一个词几乎贯穿全部对话，就是civility。civility是相互的，是西方与印度、中国之间对话的仪规。印度学者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要保持住的，哪怕我们不要西方人的civilization。我们现在来讲讲这个讲座系列里面的civility。“中国哪有殖民，哪里用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很多人都这样讲。所以，你看，在这种理论交流中，civility根本无从谈起。我觉得我们跟印度学者、欧洲学者之间，怎么培养出这个civility，很重要。
在霍米-巴巴的论述里面特别明显。他以前都是作为硬邦邦的文学批评家，在中国的讲座里面他充满了慈悲和全球关怀，他说要回到全球伦理。他认为希特勒的这种独到、可怕的遗产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希特勒的遗产和达-芬奇的遗产同时在身上面承担，一点都不推卸，他认为，这个时候你就很成熟，很从容，或者说很负责任，这个时候你身上就会有civility。
印度学者查卡拉巴提和霍米-巴巴都讲到，关于印度的一些伟大的精神领袖，甘地和泰戈尔都是有对西方苦难关怀式的态度在心。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人跟西方人的civility的态度是做得成功的。之后的很西化的人，在印度，反而没有做得像甘地和泰戈尔那样好。
在查卡拉巴提、霍米-巴巴眼里，civility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词，霍米-巴巴最后讲，我们都应该向前跳一步，回到全球时间，或者说退一步到全球记忆里面去。我们离开原来的那个地方，我们身上非常沉痛，很矛盾，就让这个内心像闹钟一样在晃着，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晃着，没有犹豫，非常没有决断地去行动，这时，在我们身处的全球文化大空间里，这个civility就会到来。
我首先认为，大家也不要过多地把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西方的学术圈子里面学到的比较优雅的东西当真，他们也有这个civility的问题，不过，他们非常谦虚、认真地提出了这个civility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这个事儿，现在该开始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起，找到一个共同的态度，去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大学系统里面，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现场找到这个civility，这个civility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传统知识分子通过临帖，通过背诵，能够很沉着地应对一切。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来达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高士明（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当时我觉得特别丢脸，在霍米-巴巴那场讨论的时候。霍米-巴巴其实这几年在改变，我这次明显感觉到他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跟他在柏林一年的研究是有关系的。我想绝大多数的思想家拿的是八成和七成的研究，当然，也有拿着一个他最熟悉的东西来讲，但是，这里面大多数人，拿出来的是他们不那么成熟的研究，霍米-巴巴是典型。霍米-巴巴反复在讲，他在广场（纽伦堡齐柏林广场）上所感受到的那个东西，那是一个历史的深渊，那个东西是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当然是欧洲的伤口，是所谓西方的伤口。十年前的霍米-巴巴是不会这么做的，现在他说：“这个伤口也是我的伤口，也是我们的伤口。”就是说，他把纳粹这个问题——这个欧洲思想史上生发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伤口一起承接在自己的身体里了。虽然我相信霍米-巴巴带有表演性，但是，我愿意相信这种表演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气的姿态。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们中国学者说我们没有后殖民，我们没有殖民现实，跟我没关系。这样一种表态是一个丑角。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一笑了之，但实际上在相当多的学术界和艺术界都存在这样一种姿态。
感受到的是个大杂烩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我们请来八个印度教授，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的知识，我能够感受到我们接触到的不是一个统一的经典，不是一套理论，而是一个大杂烩，也许比我们中国本身情况还要复杂。而且，我一直觉得，以前我们请西方学者来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地跟他们产生对话，不管是把他们捧着太高，还是像赵汀阳这样，自我封闭，没有一种对话姿态，并没有跟我们产生一种真正的互动，而真正的互动就是陆教授说的，就是要对自己造成伤害。
到底这些印度学者对我们中国产生了怎么样的意义。现在西方的学界有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叫“全球政治”，包括像哈贝马斯都在讲全球政治，但是我接触到的中国人，其实对全球政治都有一点不屑一顾的态度。类似于赵汀阳的第一反应，现在的伊拉克问题，全球政治不能解决伊拉克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或者不管是美国帝国化的趋势，还是中国问题，也不需要全球政治。不管是哈贝马斯还是罗尔斯，他们讲的全球政治，根基都是很薄弱的，或许在赵汀阳看来（我猜想他的想法），你所说的civility在经济学、博弈论、理性算计的背景下其实不堪一击的。你玩你的civility，我跟你一算计，你马上就输掉了。但是哈贝马斯那么出色的哲学家，他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还在鼓吹这个全球政治？我觉得我逐渐能够体会他们讲的这种全球政治，这种共通体，就是能够相互理解，包括前面高士明也说的，霍米-巴巴讲到，他能够体会到纳粹的创伤。我觉得我们普通的中国人很少能感受到其他国家的一些创伤。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慢慢可以体会到，印度也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极权主义的问题，也会有宗教冲突的问题。
高士明：我们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后殖民理论是多而杂的，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脉络以及发言位置，比如说这次，像我们邀请来的印度学者里面，我们可以很粗浅地分成下面几种，一块是在欧美的，萨拉是在伦敦，有在哈佛的，有在芝加哥大学的；还有像南迪，牛津大学多次邀请他都不去，坚持待在德里；查卡拉巴提是属于两边都在。这就是说，我们当时定名单的时候这两种都选择，既不像陈光兴期待的那样本土更重要，也不像我们一般人认为，霍米-巴巴名气最大，我们是不是把阿帕-杜拉也喊过来，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是印度的现实，它就是被拆分成了这两地。
陆兴华：应该说，查卡拉巴提的讲座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比较粗糙的，但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报告里面一开始就说个问题，就是：中国和印度必然要成为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欧洲的人欺负过我们，欺负是欺负了，但是它在给你一个批判的工具，你可以还手的。简单地讲，你是欺负对方了，你先给他一个还手的办法，我欺负你，你可以这样还击我。民主、平等和权利就是这样的西方人交到它的被压迫者手里的东西。
但是我要强调，在齐泽克看来，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策略是“和稀泥”。齐泽克有两三个地方猛烈地批判了查卡拉巴提，就是说他太娘娘腔，太西方佛教式的语重心长。齐泽克说，带有这种想当然的，想得很美好的意愿，当然是很美妙。
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观，我觉得我们应相当地警惕。我突然清晰地知道了三种立场。一个是左派立场，革命者的；一个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和稀泥的，什么都要一点点，什么都要保持得更好；还有一个就是阿甘本讲的，一切都不算数，幸存主义，退出去，说再见。
混乱中存在着的创造性
高士明：实际上刚才谈到了当时我们与后殖民说再见的一个想法，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一个是对中国来说——我们提到的双重身份，它到底是反西方的还是西方的，这个双重身份是很暧昧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中国诱发出来的一种倾向。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就是1970年代的时候，英美学界出现的第三世界批评，后来被后殖民主义所替代，第三世界批评的江山被后殖民主义理论占掉了。但是后来占据者其实是多元文化主义，用离散政治的名义来代言这个曾经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有点战斗性的系统。这些离散知识分子——也就是在芝加哥，在哈佛，在牛津的这些印度裔华裔或日裔的学者，和 “承认的政治”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消费，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谋关系。齐泽克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到底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多国族的资本主义”。
沈奇岚（复旦大学视觉学院）：为什么这些印度学者的到来会制造、引起我们的焦虑，我们到底为什么而焦虑，我们到底谈的是印度学者还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是后者。
印度学者关注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国际化。马哈拉吉回应高老师关于后殖民的双重身份，这是西方的还是反西方的，仔细看一下马哈拉吉的著作之后，我觉得他会说，后殖民是复数的，不是反西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其实他们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另外一个启示是，他觉得印度是非常纷繁复杂，用了一个词是chaos（混乱），这种混乱当中，存在着那种潜在的创造性，因为对中国的现实感觉很混乱，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混乱，我们怎样去挖掘这个创造性，这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任务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意义所在。
后来我听了查特吉讲座，我觉得他关心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时代的命运。当然，他觉得泰戈尔对物质文明的批判是非常有启示性的，而且他对当地的社区的复数性的强调，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第三位是杜赞奇教授，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在于对自己身份和命运的选择。我问他为什么去新加坡，他说是想建设整个亚洲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圈，对亚洲命运的思考。
尼南贾纳的演讲内容是关于特立尼达岛的一个研究。我问她：我怎么用你的理论解释我现在想解释的中国问题。她就回答：你不可能用我的理论，你要从你的事实出发，然后建设你自己的理论，这样才算解释这个国家。霍米-巴巴给我一种安心，就是说，他觉得现代性文明也是野蛮，这是一个双生的姐妹，是不可能避免的。他跟我说，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但是每一次都是一个收获，不是白白过去，白白回来，不是一个重复，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体验在里面，这不是一个推石头似的运动，而是一个不断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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