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隗瑞艳、续鸿明
近来“苏紫紫事件”沸沸扬扬，苏紫紫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负责人如何看这个事件？“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等肖像画采用超大尺寸，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中国画家为什么青睐写实？近日，记者带着一连串的记者题，采访了中国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唯辛。
记者：媒体和舆论热议苏紫紫，或许只因她是“人大裸模”。作为学院负责人，你怎么看这个事件？
徐唯辛：苏紫紫的作品已被过度诠释。她所做的只是一项正常的工作，也是纯粹的艺术活动。因为她的作品有脱衣服的环节，吸引了普通大众和不懂艺术的人注意，但目前的喧嚣和艺术本身完全没关系。
人体模特作为一种谋生方式，应被尊重。现在的模特普遍素质不够高，如果像苏紫紫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模特再多一些，求之不得，因为她们更容易理解艺术家的要求。我不认为做人体模特是走艺术的捷径。艺术界没那么幼稚，艺术领域有自己的规律和要求，这个要求是很高的，不是说脱点衣服就能成功，这一点她个人也清楚。
苏紫紫所做的就是一种艺术实践，能让她从中获得更多锻炼。在这个过程中，她会碰到很多记者题，可以让她很快成熟起来，去思考，去交流，去跟社会发生一种联系，并作出判断，从而早点成熟起来，思想深刻起来，对艺术的理解也深刻起来。
记者：在中国油画界，你的作品“以肖像展示历史”而独树一帜。这些年，你画了很多煤矿工人、民工、农村妇女、军人的头像，特别是“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系列，以大尺寸的逼真肖像画冲击着观者，给人以震撼和思考。为什么采用这种绘画方式？为什么喜欢画普通人？
徐唯辛：画作尺寸大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处于美术馆时代，大作品适合美术馆高大的空间。当然，一味求大、大而无当也不行。以前没有人用肖像画表现历史，我是通过长期的探索才找到这样一种绘画方式。人们以为画历史人物就要画大名人，我说不见得，每个小人物都是不可替代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我认为，现代艺术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变形的，现在搞现代艺术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在重复前人，他们以为是现代的、前卫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内容很空洞，纯粹的形式有啥意思？你的艺术如果跟中国当代社会没关系，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进步没有建言，那么它的价值就不高。真正的前卫艺术并不是线条怪异、形状拆解，而必须是针对特定语境中的重大记者题提出讨论，否则便是伪前卫艺术。重要的是形式和内容统一，首先要有内容，再根据内容研究用什么样的形式。
记者：你在所有画家向往的地方——新疆、西藏——都生活过，当过知青，游历各地，人生经历非常丰富，这对你的艺术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徐唯辛：新疆是我的家乡，新疆人性格质朴，对我的做人和审美观有影响。我的作品不花哨，很朴素，而且作品尺寸很大，我猜想这和新疆广袤的自然环境有关系。我大学毕业后分到机关工作，但自己要求去新疆和田待了3年，好多人以为我疯了。当时和田还是个非常贫穷的小城，一到春天风沙漫天，没有铁路，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生活的艰苦可以克服，只要能画画就行。
我在西藏住过一年，西藏人心地纯净，对物质的看法比较淡，这种纯净对我的艺术创作有重要影响。对于一个有点追求的画家来说，必须警惕很多世俗的东西，比如，金钱、市场是艺术的头号大敌，对艺术的颠覆和伤害是很深的，所以，画家要是跟着市场走，为金钱而创作，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作品，这点我很早就看得很清楚。
记者：国外的写实油画已经趋于衰落，而中国的写实油画还非常蓬勃。中国画家为什么青睐写实？
徐唯辛：在西方，新媒体、电脑、影像、装置等艺术是主流，绘画只是很小一块儿，实际上已被边缘化。但当下的中国整体上还处于工业社会，手工的绘画仍然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这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现在中国搞写实油画的很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教学系统是写实的。中国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写实绘画必然也会减少。如今搞写实油画的多，从中出现好的艺术也比较多。
以绘画表现画家的思考和人文精神，描写社会现象，为普通的老百姓造像，这是中国写实绘画的基本出路，也是写实画家的骄傲。
记者：中国油画的平均水准还不高，是技法记者题还是其他？
徐唯辛：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一些关键的阶段，如工业和后工业文明，我们都需要补课。
中国油画的平均水准还不高，受多种因素影响，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油画没有真正表达中国的记者题，很少触及苦难。我的看法是，艺术要对社会的进步有推动作用。技法作为教学或技术研究，必须有一些人去做，是有价值的，但大家都去学技法，有意义吗？
我写过一篇文章《〈蒙娜丽莎〉是中世纪的前卫艺术》，其中说：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被认为是旷世杰作，绝不是因为它仅仅具有精湛技术，而是在中世纪第一次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这个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第一次提出和触及了人类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记者题，即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从而颠覆了中世纪神权为上的蒙昧主流价值观。因此，在当代，即便是在技术上超越达·芬奇，画一般意义上的美女也是不具备任何前卫精神和学术性的，更没有成为杰作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艺术家应当关注和表现苦难，特别是底层草根的命运。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当前还面临着一个启蒙记者题，就是对人的个体本身的人文关怀，我们文化人做得很不够。作为一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当代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以作品来反映和关注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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