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华琦
见到贺棣秋，是在他的工作室。他戴着一顶绒线帽，有点儿局促地搓着手请我们坐下。他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做工作室,里面摆满了已经完工的雕塑，乍一看觉得房间里似乎有好多人。一楼放着“新样板戏”系列组合雕塑，杀敌庆功，场面热闹，充满各色夸张的革命表情。二楼的小房间里立着严肃的几个人，是他尚未完工的“知识分子系列群雕”。小房间里有一面小窗，雕塑因为背光勾勒的剪影显得无比真实，贺棣秋说他3岁的儿子现在看到这个，常被吓哭。
去年12月7日晚，贺棣秋接到通知他获奖的电话时，他正在这里和一帮朋友围炉夜话。他喝了点酒，有点晕，没太当回事。第二天起来，他拨通了主办方的电话：“昨晚你说的事儿，是真的么?”
当天，他匆匆踏上去成都领奖的旅途。贺棣秋的雕塑作品《梦游症》获得全国首届“新星星艺术节”最佳雕塑新人奖。“为未成名艺术家做品牌”的新星星艺术节，面向所有未签约艺术家，旨在发现真正有潜力、有才能的青年艺术家，打通横亘在当代艺术和中国普通百姓之间的价格屏障，让公众有享受艺术的权利。艺术节共设绘画、雕塑、摄影、综合艺术及“艺术场”大奖等五个奖项，获奖者将获得一万到三万元不等的奖金。“我们想要帮助的是那些仍然在坚持艺术理想，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途径的艺术家们。”本届艺术节负责人、“艺术场”的董事长曾琼如是说。
获奖的作品是一群昂首猫腰持枪的年轻人，腰部通过电脑设计向后拉长，“像被一股力量拉扯着”。
在雕塑圈里，贺棣秋已经出道好多年。在《梦游症》之前，贺棣秋做的主要的作品是“新样板戏”。他刚开始做这组以八大样板戏为题材的雕塑时，还在湖北美术学院上大学。
1990年代的中国，乌托邦或行而上的精神境界是天空上漂浮的云，离人间遥远而虚无。在他眼里，样板戏就是部有情节有高潮的故事片，和他小时候看的《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等电影没有本质不同，不过就是用京剧唱出来而已。
一直想在传统雕塑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贺棣秋觉得这会是个很好的题材，他想做一个有些间离感和错位感的“样板戏”。他想起很早之前看过的“猫和老鼠”动画片，老鼠在被抓住的瞬间身体被拉到很长，这种夸张的喜剧效果抓住了他，他决定让电脑代替自己完成这个创意。
这组作品直到2007年才最终完成。在他眼里，这些样板戏的主角们离当年的革命激情已经非常遥远，他们不过像卡通片里的主角，广告牌上的人头，在新时代里，沦为消费符号。
“我没有任何情结。”贺棣秋说。
贺棣秋确实很关注政治，但也仅仅止于关注。他的最新作品是受富士康跳楼案启发做出的一个雕塑。他的构想是13个穿着西装被压扁的人坐在中国古代的椅子上，他试图向人们传达那种被压抑的生存状态。“我看了许多媒体报道，得知富士康最终有13个人跳楼，我决定做13个。目前刚刚完成一个。”
《梦游症》中“被拉长的持枪年轻人”也是受新闻启发而来的一件作品。2008年的中国并不平静，陈冠希艳照门，西藏骚乱，汶川地震，贵州瓮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感觉在许多暴力事件中，施暴者都是道貌岸然的。就好像《低俗小说》里边那个边杀人还边念着圣经的黑人。甚至许多暴力事件还披上了文化的外衣”贺棣秋说。于是，他决定让那个男青年穿着西装，戴着斯文的眼镜，手里却拿着一把枪。被拉扯向后的姿态表达的是一种不由自主。“许多人认为这是向前冲的积极的姿式，这样理解我也没意见。”贺棣秋说。
尽管许多作品的灵感来自于新闻事件，但有意无意地，他和这座城市发生的所有公共事件保持着距离。
他还有个始于2006年主题宏大的作品正在进行中，名为“流浪的家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他想借助这个作品梳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这是唯一一组没有运用变形技法的作品，徐友渔、李银河、王小东或站，或坐，或仰头，或沉思。在拍摄素材照片的时候，贺棣秋特意叮嘱他们选择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姿势。
他关心那些宏大的主题，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字眼在他为了采访所做的厚厚的读书笔记上不时会跳出来。在不做雕塑的大多数私人时间里，他就会躺在家里的沙发上，在书本里寻找消化这些字眼的线索。“这个作品还要做三四年吧，也许更久。”他说。
他只是在以自己的节奏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记者：你的作品里，有许多人都穿着西装，这是你作品里面一个重要的符号吗?
贺棣秋：那是现代人的标志吧。我觉得，穿西服跟社会现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梦游症系列里面的人物都是穿西服的。这组作品曾经被送去一个叫“中国病人”的展览，我觉得也还挺贴切。
记者：样板戏和《梦游症》这两个系列中，是否有些是一以贯之的东西?
贺棣秋：手法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电脑变形制造一些夸张的效果。这两组作品的跨度都很长。样板戏我从97年年底就开始做，一直到接近08年年底才完成。新样板戏虽然用的是样板戏的故事，想表达的还是现代人看样板戏的视角。后来，我是想做一些当前的，关注日常生活的东西。
记者：为何起名为《梦游症》?
贺棣秋：起名叫“梦游症”，完全是个偶然的灵感，就是突然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和我两个作品里的人结合在一起，会有很调侃，很幽默的感觉。
这个人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游走，再怎么晃也只是在梦中，在生活中是不能实现的。说得太明白就不好玩了。
记者：你的知识分子系列可能是你的作品里面，唯一没有用到变形技法的作品。对于展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状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打算如何操作?
贺棣秋：那组雕塑，一开始我也想过变形。但和他们分别聊天后发现，知识分子因为立场和所信奉的东西不同，将他们统一变形无法很好地表现他们的状态，而分别变形又觉得太不庄重。这不是一个可供调侃的好对象。于是我决定记录下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姿态。
记者：很多艺术家都很害怕不成功、没钱的状态。你经历过这个阶段吗?你觉得怎么才能摆脱这种糟糕的感觉?
贺棣秋：我就在经历这个阶段。我还是希望作品能多卖一些。收藏我作品的还是以外国人居多，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两年生意没有前两年好。还是要坚持做东西，卖掉东西才能有钱做更多的新东西，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卖得好一些。
记者：你会愿意与画廊签约吗?
贺棣秋：愿意。现在没人逼我，会比较松散，签约了说不定能督促我做出些好东西。虽然不再是自由身，但也许结果并不坏。
记者：你觉得艺术家要对社会负怎样的责任?
贺棣秋：我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关注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你无法简单地批判什么，或是评判什么。比如说《梦游症》里的这种“欲望的膨胀感”，如果没有这种膨胀感，社会也许就不会前进了。虽然很多评论家认为艺术具有社会批判性，实际上，我觉得艺术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要改造这个社会，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没有什么比政治家和媒体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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