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肖潇
1987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谷文达离开水墨界了”，实际上我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探索，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探索作品。在20多年水墨历程的积淀下，“回顾”更重要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人文已经发展并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平台，中国的文化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向国际推广了。
——谷文达
20世纪80年代初，谷文达开始探索前卫的当代水墨画，到现在有将近25年了。今年对谷文达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从5月在上海浦江华侨城的“中园：谷文达的艺术”开始，国内一连进行了3场个展，囊括了谷文达早期的传统水墨山水画到如今的观念水墨新作品，全面回顾他的水墨历程。作为中国当代实验水墨的奠基者，谷文达的水墨实验主要围绕“文字图像”、“文化语言”和“生物材料”三项观念课题展开。9月19日，黄专策划的“水墨炼金术：谷文达的实验水墨”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和OCAT当代艺术中心开幕，为当代水墨从图像理论和视觉文化研究的视野进行课题研究提供了个案。
作为一个国际级的艺术家，谷文达有着高远的视野，却更关注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他的言谈处处体现了对民族、社会的思考。他的作品宏大而优美，是艺术对社会的理想化期许。相比于愤青们对社会的火气，谷文达的世界似乎更乐观和从容，“大众文化”、“正面引导”、“市场作用”是他所强调的。或许，将乌托邦的理念以大众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才是达到身心和谐的自然之道。
记者：这次展览的主题“水墨炼金术”是对中国实验水墨的一种喻指。您认为进行水墨实验，需要哪些元素？
谷文达(以下简称“谷”)：不管是在哪个国家，水墨画和其他艺术种类一样，都有着基本要素：文化历史的背景、生存的烙印、对将来的展望和把握。其中“生存的烙印”包括我们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从西方引进的当代文化、中西结合的生存环境等等。艺术家从哪个角度去理解、摄取和总结，那是由个性、文化修养和教育背景所决定的。
记者：从80年代开始，您的作品都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例如“错字书法”受到“文革”大字报的启发、《联合国》系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的发展，您如何看待艺术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谷：我的水墨画和装置作品有一个共性：都有着社会文化学的含义，不只是唯美地“为艺术而艺术”。从观念和气质上，它们对我们当代生存和社会文化有一种观照，或者批判或者弘扬，它们都带有社会属性。这与我过去到现在的生存有关系。我认为在当代艺术中，纯粹唯美的风格已经成为过去了。
记者：作品的项目大了，但好像不如以前尖锐了，您自己是怎么看的？您是否愿意继续做一名前卫的艺术家？
谷：一样的尖锐，但是尖锐的角度不同。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前卫艺术必须是愤怒的、谩骂的、扭曲的”。其实，“前卫”这个字眼在西方已经不存在了，它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而我们却仍在沿用它。我认为将来发展趋势是，艺术作为“市场化”的艺术。它的第一步是进入市场。以前注重的愤怒的、扭曲的形态会慢慢转型成为娱乐市场内的正面引导。批判性在于正面的引导，提出一个理想的概念，也是对当下的批判。例如《中园》提出的理想化的园林，实际上是对照搬西方园林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个引导，通过引导来正面影响开发商。
记者：您曾说过，现在做作品是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对大众熟悉的符号进行运用，作品的直白与否或多或少会影响作品的张力；对大众审美的贴近，也容易被产生审美疲劳的大众厌恶。您认为当代艺术该怎样进行对当代文化的推广？当代艺术该不该始终保持它的精英性？
谷：我所提倡的大众文化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它不是那种具体的、大众司空见惯的、政府需要的符号。例如美国的迪士尼、好莱坞电影、英国的摇滚乐也是大众文化。针对中国的情况，政府的支持度有待提高，老百姓对当代文化的理解也还没有完全建立体系，观众缺乏从不同角度、层面来理解当代文化的能力。该如何推广当代文化？大众文化在此起到了中间作用——它能带大家进来。《中园》把书法从文人把玩的手卷做成一个森林，让大家进入游览，无形之中，中国文化就在他们的生活里了。这个才是大众文化，而不是拿来被大家狂欢的东西。任何一种文化，假如不与当下的形式语言或生存方式结合的话，就会慢慢地被抛弃而消失。
当代艺术是一种统称，现在活着的人，创作的都是当代艺术，包括现在创作的传统水墨画都应该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我的老师陆俨少先生的画，也和古代不一样。所谓当代艺术的精英性，是它和当下大部分的艺术相比走得更前，具有批判和引领当下的特性。例如，西方当下的艺术和20世纪60年代的前卫艺术比较，从表面上看更乖巧、顺从，实际上是因为它的方式不同了——它是引领和影响，而不是直接的挑衅和批判。但两者的目的一样。精英文化走得前，接受的人群也比大众文化小得多。这在西方和中国都是一样的。
记者：您最近的作品《中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合，以中国方式关注人类当下的普遍问题和困境，是一项生态乌托邦工程，也比较符合政府那种自上而下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与推广思路。请问在方案之初，有没有把与政府合作实施的部分考虑在内？
谷：这个项目非常宏伟，而且带有实施的可能性，是大地艺术、大众艺术、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城市规划结合起来的一种总体艺术。它几乎包括所有的方面，不光是水墨。我的初衷是对社会现实的引导和批判——现在这么多的中小型城市在开发，有多少带有独创性或者有中国元素？我希望将来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品牌，反映文化背景和历史传承，并对文化基因进行再开发。这是我做这个作品的目的。
像《天堂红灯》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它必须融入艺术节，在任何地方一实施，它就变成一个国家、城市的地标了——它必须有很多公共特性。除了要从政治、社会、文化角度考虑之外，还要从工程的角度，例如安全、消防、交通等等，保留建筑也需要申请批条。这些都全部通过才有可能实施。就《中园》来说，在上海的展览只是一个概念，只是草图、动画模拟等等，是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会慢慢在“中园”里面加入建筑，包括文化设施、居住设施……用经典的书法元素来打造一座座建筑。实施方面，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商业开发，这个可以作为概念往里面填充；另一种是政府公益，就是造国家公园、开发成中小型城市，或者作为一个具有观念性的游乐场。将来能否实现，就需要看各方面的情况了。这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所不能完全把握的。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将来的艺术是在经济统摄下的艺术，与“文革”时在政治统摄下的艺术不一样。任何一种艺术形态，无论中西，它一定是某一个权力阶层下的产物。就像文艺复兴时的米开朗基罗是为教会服务，莫扎特是皇家雇佣的音乐家，他们也同样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我们不应该说，在政府的权力下就做不出伟大的作品。我猜测，将来的艺术，一定是金融界、银行界等等的企业集团参与的，这就超越了单纯的国家出资。
我的“水落石出”和“水墨炼金术”这两个展览有着象征意义。分别是在民生银行和华侨城集团的支持下做成的。在中国，支持当代艺术的机构是凤毛麟角。我愿意让他们支持我做作品，借此向大家展示：艺术家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到艺术赞助中来。在市场经济下，有企业的赞助，艺术会发展得更快。
记者：您钟情于恢弘的、大规模的艺术创作，当这种规模不断扩大时，实施的难度也加大，最终这种大型的项目有可能只存在于方案里、只存在于效果图和模型中。您怎么看待这种落差？您觉得作品做到这种程度有达到目的吗？
谷：这里没有落差。《中园》就是一个“作品”，不属于“方案”。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城市规划师。我的草图就是我的作品，动画就是我的影像作品。假如我的作品在将来可以影响一批人——开发商、建筑师、园林设计师的话，那是我的运气。假如这个作品能够成为现实，那就皆大欢喜。现在这个作品已经达到我的目的。它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模仿和照搬，它完全是当代的、也是我们自己的——这是我所提倡的。现在要被老百姓和开发商理解，是有难度的。哪一天能实现还要看我们国家的实力。
记者：大型项目的收藏有着它的特殊性，是否存在问题？
谷：对于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责任是做出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大家的新作品。当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具有代表性，它最终一定会被收藏的。它不需要特地的炒作。艺术家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创造带有社会意义的、有引领性质的作品；另一种是为市场而创作。我考虑社会意义比较多，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影响力、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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