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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涛:中国现在不要美的东西只需要痛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1-06 17:08:45 | 文章来源: 外滩画报

文/ 王娅蕾

青年画家张小涛
 

张小涛被西方艺术评论家称为“令人惊异的画家”。2008年,他转而尝试动画和装置作品。当年8-10月在北京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的张小涛与李一凡双个展《微观叙事》中,张小涛以“迷雾”为题,展出的作品既有绘画,也有1500 具透明骷髅构成的装置,以及一部32 分钟的动画《迷雾》。

从十几年前的《快乐时光》、《蜜语婚纱》到近年的《溃烂的山水》、《来自天堂的礼物》,张小涛的视角越来越低,越来越微小—死去的昆虫、腐烂的草莓、充满橡胶(资讯,行情)气味的避孕套,这些被放大、放大、再放大之后,挂进展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他用最微小的事物隐喻世界,把生命的终结和溃败描绘成“恶之花”。

张小涛提出“微观叙事”,这个概念得到了批评界的认可,也引起了西方关注,被西方艺术评论家称为“令人惊异的画家”。2007 年,张小涛在西班牙和中国举办了3 场个展,参加了近20 个群展,足迹遍布世界各国。这种工作强度令人吃惊。

在《微观叙事》展览中,张小涛仍然采取“微观放大”的手段,把4 辆满载医用骷髅的蓝色解放卡车开进展厅,塑造宏大的战争场景。1500 具透明骷髅让场面有些荒诞,但并不恐怖,每具骷髅身上都有张小涛的签名。

展览的核心展品是32 分钟的动画《迷雾》,像一则寓言,讲述蚂蚁、蜥蜴和骷髅共同在虚无之上一步步建立起钢筋城市、世界公园,乃至巴别塔,而这一切最终崩塌,尘归尘土归土。张小涛信仰藏传佛教,试图借作品讨论万物轮回。这种宗教感在他之前的动画作品《夜》中也有体现,用暗夜之中草莓、骷髅、罂粟和虫子的狂欢,展现灵魂与肉身的分离。

B=《外滩画报》Z= 张小涛

B:展览为什么叫“迷雾”?

Z: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喜欢烟云的感觉。吕澎写的艺术史里也提到“历史是有问题的烟云”。做完这件作品后,我听说有一部美国电影,也叫《迷雾》。

B:怎么会想到创作“迷雾”?

Z:起源于重钢(重庆钢铁厂)。多年前,我在川美补习时,每天看着重钢漫天的浓烟,含泪在厂里写生。2002年我来到北京,看到798 里到处是废弃的工厂。看着那些工厂,我想到它们的命运。其实早在1999 年,我就想表现重钢的命运,但是一直没有想好。在798待久了,时隔多年的记忆碎片常把我拉回到90 年代的情境中。2000-2007 年,我常去深圳,那个效果图般微型的热带花园城市,有中国未来城市的镜子的感觉。尤其是“世界之窗”的荒诞和神奇,让我特别有兴趣去追问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似乎它和重钢、798 厂之间有某种奇怪的联系。2006 年冬,当我再次回到重钢,记忆被重新唤起。在我看来,它们三者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的历史血缘联系,在我的内心,有一缕时间的暗线把它们荒诞地串联起来。

B:“迷雾”做了多久?

Z:动画部分做了快两年,像佛教徒修炼一样。

B:这个展览和你以前的微观角度不同,很宏大。

Z:这是一个谱系,把之前的点都连起来了。可能是直觉,有些东西一直在里面,开始看不见,但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厚。我研究藏传佛教、《帝国》、人类与命运。之前做了一些路标的工作,也是受徐冰的影响。对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持久的工作,短时间看不出来。我们做的这些有一个艺术史的背景。上一代,王广义、张晓刚、舒群,面对宏大的改革开放问题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背景,他们的视角非常准确;到方力均的新生代美学,强调个人的识别,属于日常叙事;而我们的微观和片段角度很小,把碎片编码,串成一个体系。

B:“迷雾”动画电影有特别明确的想表达的主题吗?

Z:没有,里面的线索比较多,没有清晰的路标,有一两个通道关着。在展览现场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

B:满意吗?

Z:70% 满意吧,还要修改,准备参加一些电影节。电影是一个工程,团队非常庞大。在新媒体的语言里面做研究是不够的,语言实践往往把一座房子拆成砖、拆成沙,但是拆掉以后干嘛?还是要建构某些东西。我更关心里面的结构,关心语法,关心里面的融合,不关心文体。我内心还是古典主义者。动画是绘画边界的延伸,通过媒介获得自由和开放的空间。

B:那你现在怎样定位?画家还是影像、装置艺术家?

Z:依然把我看成画家吧,我从绘画当中得到的方法和萌芽是根本的。

B:不管怎么说,这个展览还是一个转折。

Z:这是实验的过程,今年年初北大的展览《重生》可以当作这个展览的前期,属于实验的不同阶段。一个点衍生出细胞,没有结构是做不出来的。巫鸿和冯博一对我的动画给了一些建议,包括语言如何区别于传统动画和游戏动画,在绘画语言方面我觉得自己有了进步。

B:你以前画的腐烂的草莓、昆虫和垃圾,让人觉得恶心。国外观众能接受吗?

Z:没问题。这是美学观的问题,一堆垃圾放在中国没意思,放在到处都很干净的欧洲可能反而比较有意思。中国现在不需要美的东西,只需要痛。

B:接下来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么?

Z:未来3 年会做关于萨迦王朝的片子,讨论藏传佛教,讨论文明冲突中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总投入预计是现在这个片子的5 倍。做一套作品,不是只做片子,而要把画家的身份换一换。明年可能还会做一个地震的短片,展示死亡和灾难。

B:你比较喜欢自己写文章?

Z:图像和文字里面有一种双向互证。我写文字非常吃力,《图像的抗体》写了6 个月。我的长处是直觉,可以判断图像、分析作品,帮助我对文字的编码。同时文字的阅读习惯在判断图像的时候有一些优势。

B:这种判断让你在创作中受益。

Z:我跟吕澎两三天通一次信,几乎每天通电话,得益于这种“过招”,能够判断图像下面的思想性—不是从画家的角度去判断,而是从艺术史家、社会学家的角度判断。我个人不太感兴趣语法和修辞,空无意义。我们需要建构,不仅是颠覆。我上大学读的第一本艺术史就是吕澎写的,1979-1989 的艺术史。我当时的偶像是程丛林,就把吕澎写程丛林的章节手抄下来,抄了十几页,现在还留着,其中很多段落都背得出来。我阅读了很多西方现代艺术史,贡布里希的《图像与象征》,还有波普尔。我读徐冰的文章就去认识了徐冰,读冯博一的文章又认识冯博一。艺术史让我从混乱的语言里面找到编码的系统,把这些点—避孕套、春宫、草莓、卡车等等,贯穿成一个谱系,联系起来,规避了个人经验、自我游戏的风险。

B:已经成了谱系,接下来还能怎样?

Z:破坏掉,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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