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闻 松
华侨大学教师、艺术家刘向东起诉著名理论家高名潞的“意派”理论抄袭他的“象象”理论，为此不惜对簿公堂。纷纷扰扰很长时间，已经在国内美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作为旁观者，本无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在法院宣判之前，其实高名潞已经输了一筹。在高、刘二人这场学术纷争中，我觉得高名潞姿态应该放高一些。理论家从艺术家那里借鉴和得到理论的启示，在历史中也很常见。即使理论来源于实践，也是合理的。即便大大方方坦陈受到刘的观念的启示或借鉴，又如何？
首先肯定的是，刘向东起诉举措是基于学术的纷争而非其他。昔日好友或者说是熟人不惜翻脸，都是为了捍卫各自理论的首创权,这是对思想和创造力的礼敬，我们应该为此欣慰才对，这说明每个真诚的学人对自我价值都有清醒的认识并格外珍惜。从刘向东公布的有限列表所示，高的理论即便不出于刘向东，也多少受刘观念的一些影响，哪怕高名潞的学问做得再好，也不能忽视在这一小点上的“借鉴”。这种学术的含糊官司，一般的专业人士都很分辩困难，普通的法官怎能辩得清楚？即便不算抄袭，算借鉴也是可以说得通的。这种学术官司，即使高赢得了法庭支持，实质上也不能算是胜者。在我看来，两人之间没有胜者。
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高名潞其实就是想做中国的格林伯格，想做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说白了就是奠定他在国内当代艺术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这种动机已经偏离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显得是那么得富有功利色彩。按常理来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每个艺术家都想成为大师。但是，基于自身才华和历史机缘，绝大多数艺术家都只能接受最终平平庸庸的成就和碌碌无为的现状这样一种无奈的结果。作为理论家来说，学术得到认可，意味着作为理论家的一生追求的价值没有白费。可是，理论被认可的前提是理论水平具有创新和前瞻性，并准确而深刻揭示了艺术实践的发展脉络。理论家靠的是自身理论而不是其他来获得江湖地位。格林伯格的成功在于他有系统理论和大量的批评实践论述，还有几十年一贯的关注当代艺术的热情和经历，还在于在他所在的美国和欧洲，以及他所处的历史阶段里能出现那么多杰出的艺术家。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竞相璀璨相互成就了对方。高名潞在美国游学多年，虽说他本身的不懈努力和刻苦研读，当代艺术理论进展明显，思想深邃且独到。但是，基于实际的学术影响力和对现实中展览现场的经验来说，高在中国与格林伯格在美国或在世界范围内根本没法比，这也是极明显的事实存在。
高名潞年事已高，已经很难出现新的学术高潮期了。也难怪，他和栗宪庭等人其实就是过渡性理论家，很难形成独创性理论。最多有一些出色的艺术观念已经是很不错了，想建立理论体系，可非一朝一夕的事。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他们这一辈学人的功绩已被记载。面对现实是比较困难，但总比盲目自信要好得多。两人相比，如今栗在宋庄乃至于国内当代艺术的教父地位已经坐实。栗宪庭的价值在于他独立的不屈服于官方体制的坚守意义。更多的不是栗的理论深度而是他在国内独立批评家和草根策展人的经历。至于栗宪庭推出方力钧、刘炜等人，而使得方力钧等人适逢其会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宠儿，还在于国内整个大的经济形势的增长和人文环境部分得到改变，以及国外资本市场想寻找富有中国符号性的艺术家的缘故。然而，客观上说，基于高名潞在国外的经历和他的才华，从学术视野和理论深度上实际上是超过在国内坚守的栗宪庭的，更超过国内很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比如，同样是写中国当代艺术史，高名潞的著作岂止胜过吕澎的一两个层次？吕与高相比，尤如小学生之于本科生。
高名潞游学多年回国后，已经人是物非，没有他实际的学术地位了。高名潞心气甚高，所以，他回国后的内心失落其实是可以预料的。偏安于重庆的四川美院教授艺术史，应该是高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如果高名潞在四川美院沉心做学问，通过他本人及弟子们持续的影响力，也会慢慢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术价值场域，真正写出脚踏实地基于中国本土的文章，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是有可能的，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大凡一流的人物，对名利理应是淡然而超脱的。但是，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成为淡泊名利的高士。我猜想，高本人在名利之间，可以不在乎利，而不能不在乎名。因为四川美院乃至于重庆这个地域的艺术圈太多的浮躁和拜金的意识，很难出现甘做冷板凳的潜心学问者，和高的学术理想毕竟有很大的差异。去北京有其现实的逼迫，也肯定有建功立业的豪愿。“八九”后，由于栗宪庭在艰难中直面现实的古拉格，而高名潞远遁美利坚作学理研究的象牙塔中书生，当年八九现代艺术展的两位核心人物的不同选择也造就了二人在国内当代艺术界的实际江湖地位。在这种情形下，高名潞如果不能拿出有分量的理论成果印证自己，其实也难以平息孤傲的心气。这时候，方法论就起到作用了，整一个意派理论就显得特别迫切和及时，毕竟时不我待啊！眼看90后都出来混了，老“八五”那一代人的悲凉和急迫怎么能自持？如何来担待？！
意派理论我至今未能有机会拜读，仅仅从他人零星谈及中略知一二。基于学术精神，本不敢妄言。但是，因高、刘之争，其实还是可以想象出其理论成果实际的含金量的。想来是综合了中国传统的写意等理论，还有刘向东等一些艺术家的观点。刘向东的文章和书其实也远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最多是艺术家对艺术原理的感悟和思考，也不至于有多深的理论含量。我想，高的意派理论更多地应该算是糅合而非独创。这一点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以我看来，意派理论很难形成自足的价值立场和理论体系，这种自足不是打官司著作作权这种简单而浅显的权益保护，而是其在当代艺术界实际的学术水准和作用。第一，不仅仅在于高的理论水平问题。高本人长期在国外，视野上就算高于国内理论家，但，国内的艺术水平发展也与意派基本搭不上边。意象之说，其实古往今来很多理论家都曾阐述过，中国绘画偏于写意也是常识。客观上讲，高的当代艺术理论水平在国内已然可算是美术理论界一流人物了，但国内理论水平普遍不太行，高最多算是矮子里的将军。从意派展览看来，作品风格相差其实蛮大，大体就是个急就章和大杂烩。高的意派理论对传统的意象说做出了一些提升也是有可能的。以意派来抗衡西方汹涌澎湃的当代艺术理论和现代性理论，难免有以冷兵器对抗热火器的悲凉感。其实还是落入了求助于传统东方意蕴的窠臼。
第二，还在于国内这短短几十年的热闹艺术折腾而非进展，根本未能形成具有核心创造力和批判价值的当代艺术。没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艺术，理论的界定和阐述就显得特别牵强和无力。格林伯格也强调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自我批判是一种下意识的自发性进行的，主要得益于艺术家的自我和个人的艺术成就。没有艺术家的独特的个人经验而阐发的现代艺术，理论家的力量是很虚弱的。格林伯格清醒地认识到当代艺术发展的轨迹不是理论先行的后果，而是基于艺术创作自身方法论的探索。理论先行的后果是，艺术家成为诠释理论观念的艺术部件。那些为圆意派理论而拉来的艺术家例子，基本就是可笑的傀儡陪衬。我们可以在很多号称有创新点的当代艺术论著中读到对浅薄艺术的夸大诠释和无边延伸。吕澎、易丹的《中国现代艺术史》以及吕澎后来的编著等就是典型例子，吕、易把大量借鉴、模仿的艺术作品当做中国新艺术的代表。如果我们天真地相信里面的说辞，赶英超美就不是大跃进时喊的口号，而是个现实存在了。当代中国的艺术理论更多的只是艺术启蒙和现象呈现，能算上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就不错了，遑论独特创新？那些“创新点”和“填补空白”之类的说辞都是国内申报课题时的文字游戏，当不得真。作为副产品，那些作为符号的艺术品也收获了商业利润，已经是额外的惊喜了。如果非要求得到与此不匹配的至高学术地位，如果不是脑子不清醒，就基本是迹近无耻了。
对此现状，学富五车的高名潞内心肯定也很无奈。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可每个艺术家和理论家都想在青史中留名。这就是悖论所在。意派理论诞生的背景不外乎这几点。所以，在此情况下，意派理论的横空出世对高来说就有了一个坐标含义。标示高名潞学术价值的意派理论岂能为刘向东之流所能动得？刘向东的固执和所谓的不知趣在此时，难免就显得不合时宜。但，这也看出来，刘向东其实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家，有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坦率、天真和可爱。
简言之，我很赞同刘向东为此事和高名潞较真。这也绝非出于闲人看热闹的心态。因为，这其实更多不是关乎学术操守，而是关乎意派理论的学理存在。实际上，刘向东无意之中配合高名潞做了一个关于意派理论的广告。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意派理论甚至质疑其理论基础。这难道不是好事么？受到广泛质疑后而又能够成立，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诞生一流的基于艺术创作的理论。其实，高如果有更宏观思维和更博大胸怀的话，应该感谢刘向东的较真。这样，他的学术水准才能真正得到现实和历史的验证！如果，号称十年磨一剑的理论连被质疑的胆量都没有的话，站在理论后面的著作者的水平基本可想而知。我想，高名潞先生绝不能如此怯于面对大众，面对刘向东之类的艺术家。
另外，国内何时才能养成“举贤不避亲，纠错不讳师”的良好学术氛围？！高名潞的弟子或拥趸们应该要理性一些，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还是适用于此的。否则高的弟子们都是什么呀？有着丰厚学养的高名潞难道是黑帮老大么？弟子们都是一些小弟吗？所以，显示出良好素质不仅仅是尊重对手，也是自身水平的体现。
高、刘之争，撕掉的是朋友的脸面，收获的却是至真的学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