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万伟\译
在本文中，约克大学的乔治·佛里斯解释了为什么大学为民主生活做贡献的责任与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样重要。
教授的责任是完成大学的使命。这些责任常常被总结为教学、科研和服务。在当今大学，教授们从事本科生教学、职业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通过参与学院的自我管理为所在单位提供服务。
为了充分理解现代大学的使命，我们也需要理解大学与支持它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学要完成一些任务，作为回报，它能得到政府行动、资本拨款、学费、科研机构的资金资助、公司的协议资助、以及私人慈善机构的捐款等。但要确保实现其任务所需要的自由探索，大学必须享有自主权，教授和学生具有学术自由。为了保护这种机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大学实行自我管理的制度。
在与民主社会的社会契约方面，大学一直享有实现其使命的自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无需磋商，自行其是。社会契约隐含着大学有义务对这些任务进行反思，要向社会表达其价值观，一旦这些价值观受到威胁，要坚决地捍卫，同时要结合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使命。
最近一些年，在两个趋势的压力下，大学的研究使命被大大扩展了。其一是政府政策的转变，政府把支持大学科研看作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其二是科研商业化的要求已经成了大学确定无疑的责任。
我们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国家的繁荣将取决于它如何创造和采用新技术：观点就是国家的财富。多伦多大学前校长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宣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创造新观点和把它们商业化的组织能力成为经济成功与否的关键。”难怪民主政府现在要求大学及其教授承担创新的任务。
大学对经济发展的责任不会也不应该消失。考虑到技术变革的本质和全球化动力，这种新责任也是合情合理的：大学是创造人力资本的地方，也是从事科学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应用的地方。但我们应该为大学使命增加另一个责任：即大学为民主生活做贡献的责任。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民主的需要和经济的需要同样紧迫。
大学的每个组成部分，无论是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还是职业学院、科学研究在后工业化社会的自由民主中都发挥关键作用。最重要的是，机会平等乃民主社会的根本，大学教育必须保证让每一个有能力和意愿的人都有机会上大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本科生教育就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大学是进入专业领域的大门，所有专业实践都涉及到专业人士和客户的不平衡，几乎每个专业领域都不是由政府来管理的，都享有自我管理的特权。因此，在民主社会，所有专业人士关心客户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就十分重要。大学代表民主社会承担起培养专业人士的这种敏感性和注意力的教育责任。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政治选择要求对复杂问题进行评价。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还是政治协商，大学都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理解能力。
大学的民主使命要求教授们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个角色来源于在自主权和学术自由保护下进行科研的责任（和机会）。和政党、媒体等其他民主机构不同，大学专注于科学研究，就是让批判性反思和分析可持续存在下去的机构。
通常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使用是模糊不清的。作家在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内容差异很大。许多作家用“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来指代社会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1993年英国广播公司的瑞斯讲座（Reith Lectures）中宣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的人，是挑战正统和教条的人，是不会轻易地被政府或者企业收买的人，知识分子的主要义务是寻求抗拒这些压力的相对独立性，是向当权者说出事实真相。”（该演讲稿后来以“知识分子的代表”为题发表）
长期以来，人们都承认学术自由让人在进行社会批判时不用担心失掉工作，但社会批判总是被当作学术自由的间接含义，而非大学对政治生活的直接责任。我们应该明确讲出这一点。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持续不断的批判性反思和分析对选举所需的其他选择的表达和评价至关重要。
大学一直是社会批判的重要源泉。实际上，社会批判天生就在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在哲学的众多分支如政治哲学、法哲学和伦理学中。学者描述和解释世界的著作常常包含着一种希望，即他们创造的知识将有助于改善现有社会。最后，社会支持科学研究正是因为人们相信新知识将给人带来利益。战后政府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研究，正是这种支持帮助创造了当今的大学体制。
社会批判并非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唯一使命。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也不一定总是研究是非、正义、和平等问题。当然，大学里的许多社会学家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和改革的热情支持者，但这些领域的许多教授把自己看作不偏不倚的、立场中立的科学家，目的是提供对社会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分析。不过，我们很难完全区分社会科学和社会批判。我们并不要求每个教授都必须是社会批评家，但大学作为整体必须接受这个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使命并不容易，往往伴随着风险。
虽然有些教授和学生把自己看作“积极分子”并乐意承担批评家的角色，大部分教授和学生都忐忑不安。大学董事会、校长及其他高级管理者更愿意把社会批判看作自主权和学术自由的间接含义，而非大学对社会承担的直接和明确的责任。大学要求师生支持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中心，因为批评家的角色让大学与当权者发生冲突。
大学承担这个角色的危险是很多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来应该建立在好奇心和宽容心态基础上的教学和科研很可能变成了灌输教条和打击异己的手段。就像党派政治中的参加者一样，社会批判可能破坏良好的学术研究习惯。另一方面，有些社会理论家非常明确地拥抱这个角色：他们把大学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作社会变革的最主要推动者。但是，不管积极分子多么渴望让大学成为社会变革的代表，这种一厢情愿肯定不符合社会与大学的契约中人们对大学的期待。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大学有保持中立的义务。当积极分子要求大学采取明确的政治立场时，大学的自主权将面临危险。
在扮演批评家的角色时，大学教授面临着一些风险，他可能背叛无利益纠葛的自由探索、公共辩论和机构自主权的基本原则。该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大学必须严格警惕越界行为。在提出批判观点和替代性选择时，必须按照学术界的经典要求：以证据为基础，在与人交流时尊重他人。
我们应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它适用于批评家、给当权者讲真相的圈外人等各色人等。在这种意义上，所有教授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教授通过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继续教育、发表科研成果来讲授传播新知识，但知识的传播不能到此为止。大众资助了科学研究，教授有责任与公众讨论其科研成果。当一个教授的著作或者演说超出了大学的围墙，他自然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如果一个教授按照本专业的学术规范写出来的旨在创造新知识的学术著作令受教育的大众都能看得懂，他也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虽然这种著作越来越少了，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历史学家的书中找到这种著作，文学和文化批评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中也有这种著作。人们可以在大都市的报纸书刊专栏中找到这些学术著作的书评。
另外，如果一个教授的写作和演讲是为了向大众介绍该学科，阐释其科研成果的意义，他也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科研不一定与大众或者文化事务有关，其成果或许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或许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新传记，或许是对中国汉朝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经济学分析。这种新知识就是因为知识本身而具有了价值。虽然这种介绍性的工作常常被不屑地描述为对学术研究的“普及”，但是如果把它看作邀请公众参与思想生活，吸引人们加入到观点世界中来的手段，其重要性不可小觑。这种生活和这些观点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这种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更广泛的世界上为自由的学习做贡献。公共知识分子是终生学习的实践者和功臣。
但是，教授们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或者通过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其目标读者是学生、专家和其他教授，很少著作是直接针对大众的。大学的学科化组织结构和新知识探索的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倾向限制了教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可悲的是，科研的成功反而使它与资助研究的大众越加疏远了。
毫无疑问，向大众宣传科研成果，让大众的想象力参与科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科研成果完全符合大学和教授们的利益。一旦大众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他们就更容易支持大学。不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可能靠这种工具性动机的驱使，我们必须认识到担任公共知识分子是大学教授为民主社会应尽的义务。
在后工业化社会，理论知识和新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资助大学的科研，而享有众多特权的大学有义务尽可能地让知识通俗易懂，大学教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向大众传播新知识。
长期以来，大学并没有强调这种责任。享有公共知识分子大名的教授毫无例外地说，大部分同事对当公共知识分子感到犹豫不决（他们担心这让你远离真正的科研，或担心长期给公众讲话，自己也变得愚钝和麻木）；还有的同事对他们充满敌意（你已经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热衷名利的家伙）；也有人羡慕（你成功了，我希望像你那样出名）。学术界的评价机制没有配备评价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对话所做贡献的内容，职称评审和教授岗位评聘委员会很少关注这些贡献。这种局面需要改善。第一步应该是明确承认大学的这个使命，然后制订出评价公共贡献的措施。这种评价可能是困难的，但并不比评价教学更难。我们可以在职称评审、晋升和奖励等问题上让公共贡献具有一定权重。大学教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花费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完成大学对民主社会所承担的使命。
因此，大学必须接受社会的评估，必须为它对民主社会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伟大的大学不仅因为科研质量高、学生成绩好、毕业生的社会贡献大，而且因为它的教授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民主社会所做的巨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