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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狗主义”和“野儒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野狗”是一种彻底放弃使命和文化标准的动物，这种动物一切从现实出发，不会身无分文还惦记着改造社会。而“野儒”往往不切实际，比如他都没饭吃了，还要为气节拒绝一些东西。但“野狗主义”和“野儒主义”一般很不容易区分，因为只要狗和儒都不开口，谁知道“在野”的这两个是“狗”还是“儒”。
那么，“犬儒主义”是先崇高后堕落，走的是一条下坠的路线；“野狗主义”有什么问题吗？这次方力均的“野狗主义自白”说清楚他的问题了，他是先在底层做狗，后登上“人”的宝座，走得是一条上升的路线。因为出于某种知识分子写作和批评政治的愿望，中外评论界将一条“野狗”抬上了“人”的宝座，纽约的一个批评家更是把一条“野狗”的哈泣解释成了“人的呐喊”。这种把一条野狗的“狗格”的升华，在九十年代有一个特殊语境，即认为野狗主义的“狗格”要比犬儒主义的“人格”更有价值，因为它身上有很可贵的自足性。
九十年代以后，原先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沉沦者、犬儒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或处在“峡谷”状态的做傍徨者、卧薪尝胆者以及准备做体制内的潜伏者，这些原先崇高的人要么变质，要么退出公共平台的视野，这时候一条随意遛弯的“野狗”出现了，他表现出一种对权力的不在乎状，这个时候各色人等喝彩出现了，随后，拔高它的、包装他的、要将其收为宠物的、要把它当“阿甘”跟着一起遛弯的，及至最后，“野狗”变成了一条“名贵狗”、“黄金犬”，甚至被说成是一条有知识分子思想的“狗”。
外国批评家因为语境不对，所以“野狗”被当成了“野儒”或“披头士”；中国批评家、策展人则将“野狗”变成了“现实主义徐悲鸿的玩世孙子”或“崔健战友”。到了新世纪十年，“徐悲鸿孙子”和“崔健战友”又登上娱乐舞台，从一条“黄金犬”或“名贵狗”，又被包装成一代“宗师”。在娱乐的舞台上，面对着纷至沓来的话筒总是会有幻觉，但也终会自信吐真言。
一条野狗看不起梵高，奥秘就在于此。但在犬儒主义遍地的世界，如果他真是一条纯粹“野狗”的话，那也还是值得敬佩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批评家和正直的艺术人要赞美“野狗”的初衷。但方力均越来越口无遮拦的直抒己见，让我们发现一个秘密：这条“野狗”实际上一直在把自己当“人”一样修炼，比如他拒绝激情，规定自己每天的生活作息，按时间表和原则做人及艺术，这实际上都是启蒙主义认定的人的核心标准“理性”。“野狗”的成功除了别人的误读，还有他自身始终在把自己当“人”一样谋划和修行。
你见过一条能出入达官贵人权力平台和娱乐聚光灯下的“野狗”吗？这就到了破题的时刻，方力钧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野狗主义”，真正的野狗是不可能修炼成为“黄金犬”和“一代宗师”的，我见过当代艺术圈很多真正的“野狗”，至今还在野外遛弯呢。所以方力均的早期人格结构实际上是“外狗内人”，生活状态是“人狗交替”，成为“野狗”只是一种“被成为”。关键是，他现在如此享用“人”的状态已经难以言表，甚至享受到将真正的“人”梵高都看成一条低级的“狗”了。
这种颠覆我们“常识”的自白并不是坏事，至少我们知道了一条野狗是如何成为“一条有知识分子思想的狗”的阐释史。且不说这种“外狗内人”主义，即使真是的“野狗主义”及其自足性，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比“犬儒主义”更可爱一些，就因此放弃“崇高”。当代艺术近十年的精神的丧失、国家主义化和商业化沉沦，就是因为放弃了“崇高”美学及其知识分子精神。
正如方力均自己多次的“野狗主义”表白，他有权力享受他得到的一切高级待遇。在一个多元的时代，一条狗也有发言的权利。至此，我们的讨论已经与“野狗”无关了。重要的是，“野狗”可以说梵高很低级，我们也可以说梵高很“崇高”，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语境。
当代艺术圈仍然存在诸多的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这就需要重新自我确认，即，哪怕我们因为人的弱点做不成彻底的知识分子，至少知识分子理想是一个不可放弃的标准。凡标准并不是非要实现的，而可以实现的往往是不能拿到台面上堂而皇之说的。
人类社会从来都是拿现实失败者的精神理想作为标高的。当代艺术的希望，还是在于恢复“人的解放”主题及“崇高”美学，这种“解放”和“崇高”可以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含义和形式，但放弃这个标高的结果，就是当代艺术精神性的丧失，其状态甚至还不如“野狗”。
2010年11月8日写于望京，11日修改完成
（以上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艺术中国支持此观点，也不代表艺术中国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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