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媛媛
库艺术(以下简称库)： 我们先来谈一下艺术与时尚的跨界吧。
吴鸿(以下简称吴)：跨界问题最近比较时髦，宋庄艺术节也标榜了跨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人类的知识史作为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待。人类的知识在早期是一个比较混沌、界限比较模糊的状态，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史哲是不分家的，阐释经典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作为历史文献出现的。比如司马迁很多名篇都是作为一种历史出现的，相应地我们现在的许多文学典范作品也都是一些历史作品。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相对来说人类的哲学体系界限都是混沌的。近代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化，也包括传统人文学科的细化。首先文史哲三个大的范围有了界限的分类，在这个基础上也有一些更小的分类，这使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但如果我们从正面看，学科的细化有利于学科研究的范围与方法进一步变得科学化和规范化，负面的影响是人为地割裂了中国许多人文的发展现象，任何一个社会研究的现象都是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学科的细化会割裂我们对社会的整体认识和价值观。近几年来，随着“后现代”的兴起，我们重新对近代以来的学科细化做了反思，其实这种跨界并不时髦。我们跨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能为跨界而跨界，我们跨界是为了解决问题，把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来标榜时髦的跨界反而把这个目标丢掉了。
库：那近年来，艺术与时尚的结合越来越多元：伦敦艺术家Tanya Ling与LV合作，Dior与22位中国艺术家举行了“迪奥与中国艺术家”的展览,《大周末Hotspot》的“三周年特刊”里，艺术家向京、崔岫闻和演艺界明星孙俪跨界合作，演绎了一场“艺术与时尚”话题的讨论;LV几乎每一季都有艺术家来捧场，Miuccia PRADA也请来了年轻的画家与其合作，对于这种多元的跨界合作，您是怎样看待的?
吴：所以我们不能只将艺术和时尚放在一起，并用一个时髦的跨界来界定。反过来，我们要谈艺术和时尚，我觉得首先应该谈一下纯艺术与设计，他们的分类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按现在的观点看，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都是做纯艺术的，但事实上他们也设计了许多具有装饰性质的工业产品，所以纯艺术与设计的结合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这些年艺术与时尚的结合是建立在艺术产业化基础之上的。
库：那说到产业化，比如一件简单的T恤，在艺术家涂鸦之后就变成了限量版的，价钱也飙升了好几倍，这让我有了这样一个疑问：艺术与时尚结合之后，艺术、时尚和市场，到底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吴：这个不太好说，应该是各方都有所图。在艺术产业化中，我们会认为艺术消费的对象不再是艺术作品的本身，或者是作为艺术家的物质化载体。艺术品的概念现在已经越来越泛化，一些复制品也可以作为艺术品消费的一部分，一些艺术家的艺术符号与概念和一些工业产品相结合来作为艺术品消费的一部分，这里受益的就是艺术家本人。除了原作品外，也通过一些原作的复制品和衍生品来取得经济回报。反过来，时尚品和奢侈品通过艺术家的概念来取得产品概念上的升值，例如,LV的皮包是通过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虽然他是一个奢侈品，但价格还是有限的，但与艺术家的作品复合以后就变成了一种可以收藏且限量发行的东西。
库：那他们之间的一些共通点是什么?
吴：共通点是建立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背景上，例如杜尚的小便池宣布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到来，以前我们对艺术品的理解可能是艺术家通过独立的方式或者手工来完成的作品，它具有一定的唯一性。机械复制时代到来以后，工业产品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双方的结合之所以能够成立，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库：他们的相互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拿来主义?
吴：这个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说法，而是得放在一个广泛的时代背景下。所谓的时尚和奢侈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工业化时代之前，产品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近代以后，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得到发展，人们所创造的能量远远超过了基本的生产需求，这就开始追求高附加值了，但仅仅通过昂贵和精良已经体现不出价值了，这更需要艺术家的概念、想法和创造。
库：在您看来时尚与艺术最理想的结合状态是怎样的?或者说怎样的一种方式才能使这种合作走得更长更远而不至于半路夭折?
吴：长期合作的范例我还没有看到，对于艺术家来说还是一个玩票的性质，品牌和艺术家的长期合作会导致艺术家的身份发生变化，由艺术家变成了品牌的专业设计师，他原来创造的附加值概念就缩水了。
库：如果不具体到单个的艺术家，而是谈整个艺术和时尚的结合呢?
吴：对于这个模式来说，可能是建立在一个可以控制的“度”的基础上。艺术家和时尚品牌的合作不能越过一个界限，需要找一个平衡的状态，前提是这样的合作还是能够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独立想法。我们知道宜家有无数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师，但我们又不能说产品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所以他具备了能够体现出艺术家构思的条件。
库：谢谢吴老师的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