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静、沈薛恩
侯瀚如的职位是旧金山艺术机构公共项目主席及展览总监，而更多时候，他被称作“国际顶级华裔策展人”。5月底，早已移居海外的侯瀚如开始了又一次中国之行。在北京，他作为2010年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的国际评审之一，出席了颁奖活动；在上海，他与《外滩画报》读者见面，带来一场有关亚洲当代艺术收藏的讲座。
“万能”的国际策展人
1990年移居巴黎时，侯瀚如只有27岁。九年之后，侯瀚如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开始在全世界7个城市巡展。这个展览旨在探讨亚洲当代城市建设和艺术互动及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引起了国际艺术和建筑界的高度重视。而担任威尼斯双年展法国国家馆策展人的经历，则使得这位华裔策展人一炮而红。
1997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双年展、1999年墨西哥国际摄影双年展、2002年广州双年展、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2009年里昂双年展……在侯瀚如的履历中，有长长的国际大展的策展经历。他同时也是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很多艺术基金会的委员和评委，众多重要艺术刊物的专栏批评家，并时常在各种顶级艺术机构讲演。
早在2000年，侯瀚如就已经出任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2005年，又担当起广州三年展策展人的重任。两年之后，既熟知国际艺术界，又有深厚中国文化积淀的侯瀚如应邀担任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
首次尝试跨界
在今年9月的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下简称“当代艺术展”)期间，侯瀚如将策划一场由国际策展人、美术馆专业人士和收藏家参与的艺术论坛。该论坛名为“收藏亚洲当代艺术：收藏什么，何时收藏，如何收藏？”，由侯翰如和“当代艺术展”联袂推出。以理论见长的侯瀚如善于思辨。他所参与的上海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他信口而谈的理念与理论，至今仍值得回味与探讨。
亚洲当代艺术收藏是宽泛的命题，一直从事策展的侯瀚如开始尝试小范围的“跨界”。他所邀请和组织的不再是艺术家，而是一群对于国际艺术界有深远影响的嘉宾。包括蓬皮杜艺术中心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馆长AlfredPacquement、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Kathy Halbreich、新加坡美术馆馆长、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国际艺术收藏项目总监Frances Morris 等。
“当代艺术展”进入第四个年头时，“内忧”与“外患”并存。最初的发起人、总监皮埃尔-于贝尔和洛伦佐-A-鲁道夫相继离开。而在更为国际化的中国城市香港，香港国际艺术展日益冲击着“当代艺术展”亚洲顶级博览会的地位。
“万能”的国际策展人侯瀚如在遭遇市场问题时，既没有被学术与市场间的跨界难倒，也没有停留在艺术博览会的表面就事论事。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发明了一个让学术界代表人物探讨新兴亚洲当代艺术收藏的方式。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侯瀚如说：“建一个美术馆，做一个展览，如果不是面对观众展出的话，都只是私人行为。我想其中更重要的东西，是用自己经济上和工作上的能力，帮助社会保存公共记忆。”
拍卖艺术品的价格和艺术价值无关
记者：你怎么看待拍卖市场上天价艺术作品的价格与艺术价值？
侯瀚如：艺术家的作品卖得贵是一件好事，但价钱若太超过于他在艺术上的价值就有点奇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规或者职业道德，但亚洲艺术市场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混乱，就是拍卖的作品。拍卖是什么呢？拍卖其实就是股票市场，纯粹是一种贸易行为。拍卖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和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拍卖本身有自己的一套规律，那是炒家之间的游戏，我觉得这跟收藏家的需要是差很远的。
我觉得画廊除了卖画以外，更大作用是帮助艺术家取得一些资源，培养艺术家的公共形象，帮助他们更容易被认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也是需要投资的一个工作。这样一个工作，往往就被通过投机来发财的拍卖行业所抹杀。先不说对艺术家怎样，就是对很认真从事的画廊来说，也是毁灭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画廊买作品，而不是去拍卖行，特别是当代艺术作品。
记者：对于艺术品收藏，应该怎么去衡量一个艺术品的价值呢？
侯瀚如：我想必要的知识准备是基本的，如果有时间去看看艺术史，看看艺术家创作的一些资料，然后直接去接触艺术品。有时间就多去看展览，多问些类似于“你为什么喜欢这件作品”的问题，我想很快你就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收藏市场是不是不够健康？
侯瀚如：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国内市场，大多是道听途说或者看国内的杂志，我认识的收藏家也非常少，认识的画廊的人也不多，拍卖行我基本不认识。如果能够说是有点不健康的话就是可能需求量太高，艺术家尽心去做他想做的事的机会太少。艺术家可能都在急于制作很多东西，就很难有机会去深入地想一下，很少能很自觉地去控制自己作品的产量，找时间做一些研究。
好展览可能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东西
记者：如果一位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刚进入社会的话，想从事策展方面的工作，您有没有相关的指导和建议？
侯瀚如：喜欢画画不一定要做策展，可以有许多方式，比如可以自己画画。所谓展览策划其实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首先为什么一个艺术品要展览？它的含义是什么？做一个体现艺术家及其作品价值的展览，要让公众理解作品的含义，欣赏它的美学上的质量，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平凡的工作。但首先要理解这个工作本身的责任。策展人是艺术家和社会沟通的桥梁。要变成桥梁就需要很多准备工作，要学习艺术史，了解各种各样的批评流派，了解各种各样艺术家的工作，然后要研究观众需要什么样的展览，这个展览在社会中又意味着什么。当你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知识以后，我觉得很自然你就是很好的策展人了。
记者：如何评价一个策展人的好与坏？
侯瀚如：展览策划现在是一种职业，有一个很完整的教育体系来培养策展人。当一个东西变成职业以后就有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教学生。我如何告诉一个学生这是一个好展览，为什么好，当你说得很清楚的时候可能这个展览的好处全部都没了。因为一个好的展览就跟一件好的艺术品一样，它可能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东西。就好像一个艺术家如果他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好的艺术品，能够借笔和原料把它一条条列出来，这个作品就很糟糕。好与坏的界限怎么划分我也不清楚，就好像学游泳，当你不会游泳时要学各种知识，会游泳时就会忘了自己在游泳。
侯瀚如：艺术品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整理
收藏的意义在于欣赏它今天在这里看到很多老朋友，上海对我来说是有感情的地方，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做学生的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北京来上海完全是感觉进城了。
我那时候来上海最感动的还是私人的记忆。当时我还在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系，那时的好处就是学校只有大概10个人一个班，二三十个老师教我们，每年大概要跟一两万人竞争才能进中央美院，进了以后吃住学习都不用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年学校送我们去下乡。美术学系下乡就是去全国各地看美术馆，很好玩。
所以我们就被派送到上海来，进了城了，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看上海博物馆。我记得是谢稚柳先生接待我们的，他把我们带到库房里，把博物馆里珍藏的、平时不露面的一些收藏拿出来给我们看。接下来又去了苏州，我记得一位老先生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他和太太的房间只有三张桌子那么大，但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大箱子来，里面有沈周、郑板桥等人的作品，我们就着15 瓦的灯泡看了一晚上。
过了几年再来上海，发现上海博物馆被搬到人民广场了，在一个“大火锅”里头。从大厅一头走到另一头，大概就要走15分钟。地上铺了大理石，亮亮的，很滑。那时候我已经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展厅，当你靠近展品的时候，灯会亮起来，平时为了保护画，灯都非常暗。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谢稚柳自己跑到库房下把灰掸开拿画给我们看，这个对比我觉得很有意思。更加不用说和那位住在老房子里的老先生对比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涉及到今晚我们要谈的收藏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收藏？如何收藏？为什么收藏？收藏是不是只是展示给别人看？或者为什么展示给别人看？它和这个社会里每个人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问题，我觉得比起在很好灯光下看这些隔得很远的画，在老先生家里在很暗的灯光下面，打开那个长卷的感觉更接近阅读艺术的感觉。
所以回过头说，实际上收藏艺术并不需要花很多钱，收藏艺术品实际上就是如果你真的爱它，爱一件作品，其实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不只是拥有它，还有很重要一点是欣赏它。我想这就是收藏的意义。这就算是一个开场白吧。
现在已经到了谈论艺术品去向的时候现在中国艺术市场非常热闹，各种各样博览会和拍卖会都很红火，艺术品的价格也非常高，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据说前一阵还有一位中国藏家花一亿多买下了毕加索的一幅画，破了世界纪录，这挺好的，有点像刘翔跑得比别人快。应该怎么看艺术品呢？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叫博物馆，还有一些叫做美术馆的机构，这些地方给我们机会可以看到很想看的艺术品，也可以让我们做一些梦。所以怎么帮助这些地方发展他们的收藏，起码对这个专业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在今年9月的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期间，我和他们将一起组织一个论坛，论坛的主题就是“收藏亚洲当代艺术：收藏什么，何时收藏，如何收藏？”
在中国或亚洲当代艺术收藏的问题上，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美术馆、博物馆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中国或者亚洲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已经涨到远远超出这些机构能够付出的地步，他们(博物馆)收藏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些作品可能更多是落到一夜之间炒股票炒房子发财的私人手里，而这些私人可能就把它们放到保险箱里面，谁也别想看，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常看，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件艺术品，特别是好的艺术品，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为什么说是共同财富呢？因为它反映的可能是当时人类最有想象力的创造，并且是这段历史的一种记忆载体。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社会保存这种记忆，能够让大家共同来欣赏这个最有创造力的成果？这确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应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在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或者能做到的范围里，我最想把国内外专家请来介绍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讨论会，请一些有博物馆背景的人来谈，寻找一系列的办法建立公共收藏。其中一种方式可能是私人出钱买，藏于公共博物馆，让大家能看到。大家在谈论艺术博览会时，往往都在关注卖了多少作品，很少有人问，作品卖了以后去哪了。我想，现在已经到了谈论艺术品去向的时候了。
在欧洲，有很悠久的利用公共资源、国家支持来进行艺术收藏的传统，纳税人的钱通过国家流向艺术。而在美国，则有很多私人买了作品之后捐赠给博物馆，或者直接捐资给美术馆和博物馆。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有很多博物馆没有资源做收藏，这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非常紧迫的问题。亚洲的艺术创作很活跃，但是文化记忆的建立却非常薄弱。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有没有一种比较可行的模式，把欧美模式的长处利用起来，同时也适合自己。这可能只是第一次对话，以后我希望更加深入。
艺术正在变成高级消费品世界在经历一种可怕的社会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倒退。有钱有势的人成为新的权力实体，正在把他们的模式传播或强加到世界很多地方。世界在经历单一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转变，这个是更危险的。当代艺术那么活跃，其实是很可悲的，因为少数人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财富和权力。
我的工作和市场基本没有关系，我也不是很了解市场。近十年来，艺术变成市场化的产品，变成了高级消费品，基本上跟钻石黄金差不多，所有的公共资源没办法与私人比拼。这种来自市场的压力，确实是最关键的因素。大家都很无奈，也不得不屈从。有些人逾越了专业底线和职业道德，一些面临破产的美术馆被收购，而被指定的馆长也是做生意的。类似的做法如果传到中国来，可能更可怕，中国没有可防御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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