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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益瑶作品《放旷山水情》(局部）
傅益瑶画在瓷器上的山水小品
1963年傅抱石全家福
国画大师傅抱石之女傅益瑶近期来到上海，在朵云轩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的作品中，有“傅家山水”，有日本民间祭，还有在瓷器上画的山水人物小品。其中几幅民间祭的作品，光人物就有上百，既有细腻的描摹又有幽远的意境，足可见傅益瑶的功力。将其画展作为110年老字号朵云轩的纪念活动之一，可见朵云轩对她的看重。
傅抱石几个儿女里面，大姐得宠，二姐恃宠，傅益瑶争宠，妹妹拒宠。傅益瑶一直很爱表现，也比较外向。她总是说，“画得出就做大画家，画不出就做大小姐”。她从小习古文，也吃过苦，画得很用功，但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职业画家。除了画画，她还给人家画和服，做的事情很多。
早报记者 马俊
傅益瑶和这个年纪的日本女性，光从穿着打扮上看没什么差别，是那种精心修饰过的随意。一旦开始说话，就不安分起来。表情丰富，有感染力，语速偏快，思路却跳跃。她能用两个小时文不加点地回忆几十年流水账，也能就画画时某个一秒钟的节点讲述半天。谈到高兴了就甩掉鞋子，蹲在地上表演插队时怎么薅玉米。但随即，又安静礼貌地坐回沙发上。亦静亦动的傅益瑶，行为举止间可见日本风习，而骨子里透露出的却还是中国文人式的放达。她毕竟是傅抱石的女儿，中国文化和家学的血脉，才是基因的底色。
在很早的时候，郭沫若、吴作人就称赞傅益瑶，说她“山水逼似乃翁”。除了傅抱石先生的各路弟子，傅家山水，她也是传人。多少人夜秉烛火，对着傅抱石的作品苦苦琢磨，这里线条如何，那里着墨如何。到了傅益瑶那里，就只是父亲那天选了什么笔，用了几分力，叫兄妹们磨墨时要的是浓是淡，仅此而已。
生为傅抱石的女儿，绘画技法从不深奥玄妙，它只是墨香萦绕的日常生活，是挂出一张画来父亲三言两语的点评，是父亲画到一半出门时，爬上书案随意临摹、信手涂鸦。更要紧的是，傅益瑶说起自己家里有个规矩，“上桌雅，下桌俗”。饭桌上只谈艺术文化，父母私下商量柴米油盐。当着一群儿女的面，傅抱石从来都是君子不言阿堵物。有这样一位父亲，难怪傅益瑶兄妹多人都是阳春白雪，悉数在书画领域中钻研几十年。父亲为他们解脱了琐碎生活套上的枷锁，划出庸俗和高雅，让他们沿着阶梯走上云端。
◎ 人物访谈
早报：提到您，别人总说是傅抱石的女儿，好像您一切都有赖于父亲。会介意吗？
傅益瑶：当然不介意，相反很高兴有这样的父亲。父亲教了我们很多。从小我就看家里人画画，我的卧室就是父亲的藏书室，每天都在这个氛围里。到后面看得都烦了，因为我那时候喜欢的是西洋画，那些画里的人那么好看。我喜欢表演，一门心思想要当演员。但是父亲不同意。在这样的家里，再怎么不喜欢，也总会画一点的。小时候画了画，纸张还是湿的，就拿出来挂在墙上，让爸爸和兄长们看。
父亲内心喜欢的人和事，都会在家里跟我们谈。今天出去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题，看了什么戏。所以田汉、老舍、鲁迅，这些人我们还没见过，印象里面就都已经呼之欲出了。我们都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姐妹里面，大姐得宠，二姐恃宠，我争宠，妹妹拒宠。我一直很爱表现，也比较外向。我总是说，“画得出就做大画家，画不出就做大小姐”。
早报：父亲对你们最大的影响在哪里？是绘画吗？
傅益瑶：父亲常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不允许我们写那种言辞空洞八股的“报屁股文章”。在我读了中文系之后，还一再叮嘱我，不允许我做卡片。以前学习文科的人，都喜欢做小卡片。读来的句子啊典故啊，摘录在卡片上。大家还相互炫耀，我的叔本华卡片有一抽屉了之类的。父亲不许我做卡，说自己记得多少就能用多少，熟记于心的才是自己的。有点像“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父亲认为“文人画”，重点不是画，而是文。文就是底蕴，花落水面，自成文章。因此，从小就要求我们学古文。我不想学，他就开玩笑说我是五柳先生不求甚解。没想到后来，我却喜欢上了文史哲，黑格尔、康德、《文心雕龙》，很深涩抽象的文字，看一遍就能理解。结果读了中文系的古典文学专业。
早报：您在日本就读的武藏野大学也是您父亲留学时候的学校。这对您在日本的发展是不是也有帮助？
傅益瑶：会有帮助，但始终都要靠自己。刚到日本的时候，住的地方很小。不习惯榻榻米，不能长坐又不能长跪。就像中国中古时代以前的书画家那样的坐姿。没有大的书案，只有一方小桌，也就没法画草稿。这让我想起父亲说起过，盖叫天腿伤了之后，所有的戏在自己脑子里过一遍，觉得不好的地方自己就了然于心了。我也是，要画的东西，构图都在脑子里反复琢磨。虽然我说“画不成就做大小姐”，但实际上还是能吃苦也吃过苦的。
“不知饥馑不能成人”，这是父亲常对我们说的。父亲去世之后，我插队在睢宁。初春时分光脚下河，碎冰碴都划破了小腿上的皮肤。但身体虽然很疼痛，却又有种升华的感悟。如同苦修的僧侣，自我鞭笞的教徒。我觉得那以后，就知道怎样超越身体的困难。
在日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为寺庙画障壁画。在日本，这叫做“奉纳”。能为寺庙“奉纳”，对于画家来说其实是一种很高的礼遇。我给日本很多寺庙画过障壁画，所以逐渐在这个领域里成了寺庙优先考虑的人选。最难得的机遇，是天台宗在日本的祖庭一千四百年庆典，邀请我画障壁画。
日本人做事情，先有切腹之誓，再有下笔之愿。这么多年，我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画花费了我很多的心血。题目是“佛教东渐”，十二米长三米高。接下这个任务后，我先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日本，各地游历采风，构思之后回去动笔。人物众多，场景复杂，都是佛教经典中的高僧和著名的典故。
我画得很用功，就比如鉴真和尚东渡到达日本之后，他嘴角的那根线条，既要下垂又要上扬，以表达其屡次航海之苦和到达彼岸之喜。画水墨的人都有个说法，“美女不成画钟馗，钟馗不成画石头”。一幅画，落笔有差池，都还是能随机应变补救的。但这障壁画就不能这样了。笔悬了十个小时，始终都不敢落下。
早报：您也画日本画，能不能比较一下日本画和中国水墨画的特点？日本的书法和水墨画曾经很兴盛，现在状况如何？
傅益瑶：我到日本之后的老师是平山郁夫，被称为国宝级的日本画画家。日本画和韩国画一样，都是很精致的东西。它的市场曾经十分兴旺。我老师的作品，很小一幅，3700万日元。日本画画家，只要成名成家，都有人炒作，被称为是“挂在墙上的不动产”。日本画用的是很贵重的矿物颜料，后来很多画家用非常昂贵的材料往画上涂。日本画又讲究只准用日本纸，纸张很薄，承受不了颜料的分量，有些画家就一层一层托裱。到后面裱了十几层，画都变得很厚很沉。
其实日本画从二战后，就越发变得工艺化了。线条细致和色彩精确，阴晴雨雾，都能看到。但和水墨画相比，匠气，格调气韵上就差很远。中国山水画，笔墨里就有四时阴晴，天地冷暖。
战后的日本，水墨画几乎没什么人画了。书法界也有一些很不好的现象。日本书法流派是代代传承，老师只教学生练自己的字体。不像中国人学书法，肯定都从历代名家名帖开始。而且，日本人在细节处做得实在太精到了。他们制作出来的毛笔，通过笔锋中不同类的毛的排列组合，能让写出来的字自然就是某个流派的字体。这么看来，细节处做得太巧也不是什么好事。
早报：国内这些年对于水墨的反思也很多。您对于水墨画未来的方向有什么想法？您的作品现在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市场？
傅益瑶：谁说水墨画不好，真就像是挖了我的祖坟一样。这个时代太需要水墨画了。你看很多年轻人，每天对着电脑，思维方式是线性的片段式的。他们体会不到痛感，分不清虚拟和真实。所以杀人啊自杀啊，发生了很多极端的事件。他们真的需要有水墨画这样的东西，带领他们进入一个精神世界。水墨是禅境，是生命力集中到某种高度才能流淌浸染出来的。
我的作品没有画廊和艺术机构代理，也没有进入市场。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职业画家。除了画画，我还给人家画和服，总之做的事情很多。我是散漫的人，外向，兴趣也多。以前看父亲在墙上有张纸，列着近期的工作计划。时间期限到了之后去看，全都打了勾。我也是逼着自己去完成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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