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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峡》是傅抱石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山水作品之一。
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那些日子里，一切都是新的。旧的东西也被人们期望赋予新的意味。这时候，无论是电影、戏剧还是音乐，都在用浓重的笔墨描绘着新生活。
1949年4月的《人民日报》出现了那场著名的“国画讨论”。4月22日，《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以“国画讨论”为题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25日，发表江丰的文章《国画改造第一步》，作为“国画讨论”之二；26日，发表王朝闻的文章《摆脱旧风格的束缚》，作为“国画讨论”之三。这些讨论提出：“深切地感受到国画有急需改革的必要，使国画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地适应于广大人民的要求，从而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此前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80余位画家参与的“新国画展览会”。
当时国画的处境是艰难的，如何顺应时代，成了中国画避免被时代淘汰的关键。
这时的傅抱石，和大多数中国画家一样，正陷入一种空前的苦恼中。当时的人们出于政治和教化的需要，要求美术要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和新时代的风貌，作为一个注重继承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家，如何用自己的画笔来表现这一切呢？
这是画家走出书斋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始，徐悲鸿在《漫谈山水画》中写道：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度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并也无其他积极作用。其中杰作，自然能供我们闲暇时欣赏，但我们现在，即使是娱乐品，顶好亦能含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现实主义，方在开始，我们倘集中力量，一下子可能成一岗峦。同样使用天才，它能使人欣赏，又能鼓舞人，不更好过石豀、石涛的山水吗!
这是一个画家走出书斋的年代。
一股自觉将自己的画笔流放到大自然中去的巨大潮流，正冲刷过整个美术界。
山水画家们决定走出去，到大自然中寻找出路。用中国古人“外师造化”的方式，走出一条独特的路。
早在1954年，李可染和张仃、罗铭已经在江南开始了他们的写生旅行。3个月后的北京，在北海公园悦心殿，“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开幕。
沉寂的国画界热切地关注这次展览，人们从苦闷中又看到了希望。李可染们发现了中国山水画的新路。
写生，到大自然中去，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画如何“反映现实”的问题，一时间蔚然成风。除了李可染等人的江南写生，著名的还有黎雄才、关山月的武汉防汛写生，石鲁的陕北写生，傅抱石、关山月的东北写生，关良的访东德写生等。
而这一切，都为傅抱石率领江苏画家进行的“二万三千里写生”埋下了伏笔。
二万三千里写生
1960年初冬的一天，长江客轮“民众号”驶离了重庆朝天门码头，开始了它又一次三峡之行。
这是一次注定被载入美术史册的长征。
从1960年9月15日开始，身为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傅抱石，率领钱松岩、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一行13人，在3个月的时间里，途经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东，行程二万三千里，进行了史上路线最长的一次写生。这也是一次开宗立派的长征，从此，以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开始在美术界叫响。
这年11月13日深夜，江苏画院党委书记、画家亚明站在“民众号”客轮的顶层甲板上，望着西陵峡江面上闪烁的航标灯，一动不动地呆了很长时间。这是长江上新出现的事物，在50年前的江面上，它们显得那么新奇，那么引人注目。
这些江面的灯火，指引着船只在夜色中安全地航行。在亚明的眼中，这不仅是现代的科技，而且是长江航运史亘古未有的新一页。他决定画一张表现航标灯的画，他觉得这可能比画很多的三峡风景，更有现实意义。这是一个新奇而大胆的决定，因为国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表现过这样的光影景色。这幅名为《川江夜色》的画后来在《美术》1961年第3期发表，画家发自内心地讴歌着年轻的国家。航标灯闪烁着，启发了无数的美术青年：只要去创造探索，国画也可以表现火热的时代。
故地重游的傅抱石一直到长沙以后才开始动笔。和很多画家的写生习惯不同，傅抱石常常是只看不画，或者只是简略地画几根线条的速写以帮助记忆，他把饱览沃看的大好河山，全部印在自己的记忆中。
《西陵峡》是傅抱石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山水作品之一，也许是在“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创新思想的激发下，傅抱石借鉴历代山水皴法，结合对地质学的研究，创造并丰富了“抱石皴”技法。
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笔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成了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抱石皴”法在他所喜用的皮纸上将西陵峡表现得苍劲雄健、水墨淋漓、意境浩瀚。画面构图饱满，峰不见顶反而愈显其高耸挺拔、气势磅礴。冒着浓烟的轮船，这在传统的山水画里是罕见的，在这里不但没有破坏山水画特有的意境，反而调和了顶天立地的山峰带来的咄咄逼人，为这幅巨作增添了悠然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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