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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电视台办公大楼，建造中，2008年3月23日。图片提供：美联社。
TG: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你更关注的是循环流动系统，而不是让循环真正地通过整个建筑的空间，我的意思是你在尽量保存思考的空间。
RK: 怎么说呢，我们的目的是在展览空间中将快速的循环抽取出来，然后就能重新将缓慢流动放入进去，这就不会影响观众对艺术品的体验。
且不说埃米塔斯的魅力，我们按照参观者的语言和地理位置在博物馆大楼里设计了几个不同的参观通道，比如“俄国观众参观通道”和“亚洲观众参观通道”等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所有参观者都走同样的参观路线，那么就会出现不断的拥挤，而这样做就能对某些地点的参观人数进行调节，每个观众都能更好地参观他们所喜爱的展览。从总体上来看，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条快捷通道，能让观众更加充分地使用博物馆。
这令我想起了亚历山大·索科洛夫（Aleksandr Sokurov）的《俄罗斯方舟》（Russian Ark ，2002）。对于这部电影的评论都提到了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文化，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细微差别等等，然后对索科洛夫进行一些溢美，因为这部电影是一次拍摄而成的。但如果你仔细分析这些评论，这些人都是在对一种大致的印象进行描述，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泛泛地谈俄罗斯的文化、建筑和艺术，而没有谈具体的东西。一次性拍摄其实并不是什么成功，这只是进一步消除差异，最终仿制了游客的真实体验。其实人们正是因为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所以才在埃米塔斯中发现了问题。
作为第一步，我们重新强调了五座建筑的特殊性，而且认真对待每个部件及其与内部的展览之间的关系。
TG: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RK: 埃米塔斯的五个建筑包括冬宫、小埃米塔斯、新埃米塔斯、埃米塔斯剧院和总参谋大楼，最初，这些楼都是作为皇家府邸的单独建筑来建造的，每个楼都有自己的独特功能。因此，我们就是要利用它们的建筑和历史的特征，并且将这种特征放大。
我希望把每个建筑都能和它自己的历史联系起来。比如小埃米塔斯，这是凯萨琳皇后建造的，收藏了大量当时最新的作品。因此我们将其设计为一个艺术馆，里面进行更具实验性、更当代，或者更私人化的独立展览。所以一方面，我们提议为埃米塔斯建造一座更具活力的美术馆，但另一方面也要重新强调埃米塔斯的传统特征，并且利用这个传统来重新强调这座楼的身份，这样也符合建造这座建筑的初衷。
另外，埃米塔斯的建筑，除了总参谋大楼以外（被宫殿广场与其他建筑隔开）目前都是孤立的，只有一个入口，各个建筑之间所有外部空间都被拦截了，而且从博物馆内部几乎看到不。因此，我们要重新给这些建筑开设单另的入口，把这些建筑周边的路重新打开，这样就能更加强化各个建筑的独立性，就像城市的街区的概念那样。
TG：你能不能再说说将“街区概念”运用于埃米塔斯博物馆的事？我仿佛能够看到一个闲逛的人在这座博物馆里闲逛，边看建筑边看展览。你觉得你构想的个性化建筑和这种可能性冲突吗？
RK: 实际上正好相反，我们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减小指定参观路线的压力，强调这个博物馆系统内的自由流动，调动参观者的智慧，让展览信息成为一种指导性的原则，而非一种操纵利用的形式。
但这同样也是这个计划的魅力所在，这个计划就像一系列的假设和对话那样，是对于博物馆功能的实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观察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如果不理想我们就会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改良。
埃米塔斯博物馆鸟瞰图，圣彼得堡，2010
TG:很独特，很有意思。我们之前说过，在这样的设计规划中，你也是展览策划的参与者，因为你决定了参观者的流动，这对于展出作品的意义和语境也有很大影响。
RK: 我倒是不认为自己是在策划展览，对我来说，策划展览意味着通过某种安排强行地制造一种视域。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将某种单一的视域强加给别人，也不打算从建筑的角度利用色彩的符号和其他传统的符号。我们打算还原这个建筑原先的性质，然后看这个方案能否在该博物馆内让观众和展览产生新的互动。
这也就是这个计划最初的动机。我们最初看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一下子对这座博物馆的“被忽略”的程度，或者说“纯粹的毁灭”等特征所吸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性质已经消失了，强调忽略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忽略有可能意味着降格，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埃米塔斯变得稍稍富裕起来了，管理水平也有了少许改进，至少展品没有七零八落。这个变化很微妙，但是却很有意思，因为在慢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接近“乡村”的空间——这个空间没有现代博物馆应该有的设备，比如温度和亮度的调节系统等等。但是还是可以进行微弱的光线控制，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了现代化的参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没有这些设备的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井井有条。
有的时候，我们建议重新强调本真的东西。我们曾经重新设计了位于冬宫的伊斯兰收藏的永久馆藏。在当前的这个展览中，为了让历史空间和艺术共存，这些展厅中的几乎所有历史痕迹都被抹去了。这样我们就采用了一种实验性的方法，保留了历史的部分，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展出作品的延续性，就像空间中的袖珍城一样。我们所追求的不仅是观众与作品的互动，而且也追求艺术和博物馆的建筑、历史之间的互动。
TG:你曾说过埃米塔斯是一个治疗工程，和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有关系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
RK: 最令人激动的地方就在于，通过考虑历史以及以保护为主的设计方案，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在我们目前的工作中，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紧迫。
什么问题呢？比如涡轮大厅的问题、基础设施的问题、观众的管理问题等等。我们在近些年来接手的一系列工程中都遇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纯粹和基本上更为偶然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因此我说这是个“治疗”工程是没错的，因为最终这是一个发现，这种偶然性也是应对问题的方法，我们不一定总是要绞尽脑汁地发明、介入。因为这种方法有很强的可塑性，你可以从多个方向来发展，比从头设计建造要更有意义。
但这也存在一些争论，埃米塔斯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程，可以被视为另一种模式，或一些模式，可以与之前的失误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问题进行对照。例如，当前博物馆的扩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埃米塔斯的扩展非常成功，因为我们重新强调了它各个部分的独立性。告诉惠特尼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吧。
最重要的是这个工程是通过机构、历史、馆长和当代状态之间的巧妙结合得以实现的，这里所说的当代状态是指苏联之后的俄罗斯的博物馆世界以及更大的文化和经济环境。
TG:你认为，现在的博物馆世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RK: 例如，当前亚洲的文化领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这也带来了更多的信心，但这种信心往往是转瞬即逝的，这是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而不要急于将我们自己的观念推销出去。从整个亚洲来看，博物馆都出现了狂飙式的发展，但是当你真的把欧美的策展系统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处在危机当中。所以对于全球化，现在有意思的事实是，话语并没有得到全球化，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还有的很愚蠢，但还依然要勇往直前。
我们现在要谨慎从事，不能将自己的焦虑和困境带到外界，我们目前正在接手一个九龙（香港）的文化性总体规划，有一些文化领域的人也参与了进来。但他们总是以警告的方式进行讨论，而不是这样“哈，为成千上万的人建造的博物馆，很好呀，也许你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西方是一节火车，它可以将自己脱离，也可以跟在后面，但我们肯定不是车头。这也需要改变文化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学着乐观，因为乐观主义真的是铺天盖地，拒绝它反倒有点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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