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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呐喊到“健康”生活
90年代初，张洹还属于“流氓无产者”。“无产”无须解释，那个时代的中国自由艺术家贫困到难以想象。“流氓”基本是很多“善良而正常”的人们对于艺术家的评价，那时的张洹经常脱光衣服，做一些奇怪动作，比如和另外一群脱光衣服的人们摞在一起，还为这种奇怪的举动起名字，《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除了这些，张洹那时的行为艺术有时更加出格。在他的成名作《12平方米》中，张洹独自坐在艺术家聚集地北京东村的一个公共厕所，全身涂满鱼油和蜂蜜，任无数苍蝇在身体上攀爬，艺术家一直表情坚毅。事后，这件行为作品迅速被极端、病态的谩骂式评述淹没。张洹的初衷是只做与自己生活相关的作品，那时，肮脏而简陋的厕所似乎就是他生活全部的隐喻。
90年代的中国行为艺术大多极端，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的艺术家无可避免地将行为艺术视作表达自己处境的出口，轰动效应是他们成为被关注的唯一可能，虽然有时这样的举动甚至会为艺术家带来牢狱之灾，但他们在所不惜。
“那时候一个河南人到北京，你不大声喊我来了，谁知道你。”多年之后，张洹坦陈当年有以极端举动搏出位的想法。
几年间，张洹和其他几位东村艺术家做出了一系列日后成为经典的行为艺术，散发着浓烈的90年代气质，粗糙、野蛮、毫不在乎、活力十足。这些与身体相关、有时显得血腥的主题，后来被批评家栗宪庭归纳为“对伤害的迷恋”。无法挥霍的荷尔蒙和反叛的力量蒸腾在那个年代的作品之间。
“那也是一种正常。年轻人的正常，也鲜活、智慧、灿烂。”张洹如今这样评价当年的自己。
在出走美国之后，张洹仍然坚持着那种“鲜活”的艺术家生涯，八年荣光却换来厌倦。当中国当代艺术随着中国经济水涨船高之后，张洹于2005年决定回到国内。他放弃了朋友众多的北京，选择了上海，用“10年不卖作品也没问题”的庞大资金建立了一个数百人的工作团队。回国之前，他并未想到彻底放弃行为艺术的“本行”，他仍计划接受世界级美术馆的邀请，前往表演。但是在他开始制作雕塑和装置作品之后，人到中年的张洹决定彻底放弃行为艺术。他开始从向外攻击变得向内收敛，确实很难想象一个中年男人仍要脱光衣服做出各种奇怪动作。
现在的张洹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晚上8点回家，每天锻炼身体，指导助手用香灰作画、用牛皮做装置和其他超大无比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中国销往全世界的藏家。靠这个，他可以养活数百员工。他不再是那个血气方刚的行为艺术家，他已经习惯如何与媒体和镁光灯打交道。他会自嘲自己的作品“都是垃圾”，也会谦虚地拒绝与达明·赫斯特比较，偶尔说起他也关注尖锐的社会问题，再细追问，他就会拐到环保和低碳这类安全且时尚的领域。那个曾经以极端著称的艺术家现在的生活准则是，“生活要健康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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