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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发现代性与继发现代性
将关注重心调整为面向整个现代事件本身，可以减小原发现代性和继发现代性的落差而趋于等值，从而超越原发与继发、这一区域与那一区域的局部判分，而更为本质地把握整个现代事件、现代现象的深层结构和运作机制。从现代事件的角度来讲，所谓原发即指现代突变的开始（地域、时间、进程），这当然是比较宽泛的说法，事实上其中的演变环节、各因素所起作用及与相关地域的互动都是非常复杂的。使用“原发—继发”这组范畴来概括现代性突变的基本结构，既是突出原发结构基本特征的重要性以及原发与继发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相似度、连续性，同时也能够突出继发与原发的不同。
贯穿于现代化的原发国家与继发国家的根本特点，就是全方位的突变和转型，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根本诉求，要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转入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在大致趋同的现代化总方向之下，原发地与继发地、各继发地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固然是现代性植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对原发标准的偏离甚至背离，但合乎现代化大趋向的变异，本身就可视为一种新的发展和创造，是现代性演进之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体现，更表征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原创性和生命力。
概略地看，现代性可以分为客观的社会—制度和主观的观念—意识这两大层面。卡林内斯库区分了两种现代性：作为科技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之产物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性(16)，倾向于批判、拒斥和否定资产阶级的审美的现代性。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层面与观念—意识层面，与卡林内斯库的两种现代性之区别有些类似，但又超出了其所指涉的原发现代性的范围，而同样适用于继发现代性。
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包括支撑社会运转的理性化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行政管理、权力分配、公共机制等，这些都是工具理性本身的要求。在不同于制度安排的层面上，现代性又是一种精神气质和观念意识，其主题词是主体、个性、理性、自由、批判、反思及启蒙精神、科学态度。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的出现，是现代现象中的关键事件，与之相关的不仅有理性、意识，还有感觉、欲望、潜意识，在现代性的推进和深化过程中，后一方面越来越挣脱前一方面的束缚，使现代现象的突变和碎裂愈益加剧。
社会—制度与观念—意识两大层面作为现代性的内在机制，是一种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关系。观念意识既反映着制度和秩序，反过来又有力地参与着对制度安排和秩序调适的塑造。在任一地域内这两大层面都客观存在，共同构成现代现象的整体结构，成为这一结构体内部的社会结构（制度、组织）和人心结构（价值、观念）两大方面。区别于同一地域内部两大层面之间的纵向互动，不同地域之间则是一种横向传递的关系。纵向互动指向现代结构的内部维度，横向传递则指向现代结构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进而有自生性与植入性的区分。自生性（或原生性）就是内源性，这种现代性主要源于其传统内部各因素的合力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并随之发生突变。植入性（或次生性）的现代性在来源上具有外源性，是学习、追随、模仿的结果；在动力上具有外迫性，始于失败或殖民而有亡国灭种的压力，并为着救亡的迫切需要而展开(17)。自生性与植入性两种类型可以对应于原发现代性与继发现代性。在横向的传递与移植过程中，原发地的社会—制度与观念—意识两大纵向互动层面有可能同步移植过来发生变异，并与继发地的两大纵向互动层面形成纠结混杂的局面。
比如西方的原发现代性中，与社会—制度层面的市场经济、契约社会、民主法治、科技蓝图所营造的现代情境相对应，在观念、精神层面上表现为对个体权利、主体意识、个性展现的追求。现代结构进入到作为继发地的中国之后，在器物和技术上能较快吸纳西方先进因素，制度层面则发生较大变异，转型极不彻底，并深深打上前现代社会模式和文化观念的烙印，而精神、观念层面上变个体追求为集体动员，民族和国家大共同体的需要压倒了个体的求自由、争权益，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是集体高于个体，并要求个体为了集体事业而作出牺牲。而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和建立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所决定了的，并与深固的传统文化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有密切关联。
继发现代性中变异的部分特别值得关注，其中又包括植入性现代性和应对性现代性。植入、学习和模仿当然是现代事件，应对、转化乃至抗衡同样是现代事件。在应对和对抗中既可能混杂前现代成分，也可能潜含后现代因素，但都因现代性刺激而涌动起来，虽然不能径直对之作出必定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的判断，但可以肯定它们是现代事件、现象。应对性的现代事件进一步分析，或表现为被动接纳式的应变，或表现为积极的融合，或者可能是传统机制打散后的重组，也可能是强烈刺激下的自我全面否定，还有可能直接进行抵制和抗拒，乃至引发巨大的过度反应或剧烈的暴力革命等等。
继发现代性作为世界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普适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原发现代性之外的现代性新可能和新探索。甚至于像“全盘西化”这样消解自我以投向他者的主张，同样带着继发地的深重痕迹，是原发现代性的强烈刺激与继发地域社会文化机制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的结果。在继发现代性中变异、应对的部分，并不因其不完全符合原发现代性标准而失去其意义，甚至有可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原创性而可以与植入现代性等值。尤其在人类未来巨变的视野中，原发与继发的意义落差减小了，统合在整个现代事件的“突变”中，值得给予同样的重视。
（五）作为继发现代性标识的“自觉”
现代事件最为基本的样态和趋势就是连锁突变。在连锁突变的传递过程中，继发地的知识精英有没有一种对本民族、国家和文化所处境遇的“自觉”意识以及自觉的策略应对，是非常关键的环节，甚至可以作为判定继发现代性的重要标识。
继发地的变异和创造是否具有现代性，一般只以原发现代性模式及所包含的诸多元素来加以判定，但这样的结果常会使继发地的大量现象和事实无法纳入其中。在承认原发现代性模式中很多关键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之后，我们将观照的视角从原发现代性模式转换到整个现代事件本身，就能使问题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而使得解释框架变得更为宽松和灵活。由这样的视角出发，判断继发现代性的标准就是：（一）按原发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来衡量，在大的方向、原则和结构上是依循原发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而展开的。（二）植入和应对的过程中有无“自觉”选择和理性策略，作为评价继发地区是否真正具备了超出传统的意识并能够作出相应判断、进行相应选择、采取相应行动的重要标准，它同样可以作为继发现代性的判定标识。前一个标准是原则、基础和前提，就人类发展的普遍趋向来看，个体的尊严和权利，社会的公正和法治，自由的交换和交流，理性化的运作和管理机制……都是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后一标准则是在大方向和基本原则下的极大拓展和更宽泛、更灵活的调整，为的是对事实作出更切合实情和更具备效力的解释。
在现代性的原发地域，观念—意识层面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反映，其中既有不自觉的成分而成为社会氛围、时代情境的流露和映射，但也有自觉的成分，那就是在感受、观察与思考基础上的自觉表达和积极参与。无论自觉的表达还是不自觉的反映，都对社会—制度层面有塑造作用。在反映、表达与塑造的互动中，关键的环节就是这种纵向的“自觉”。而在继发现代性中，结合本土经验、情境的“自觉”意识和策略选择是更有独特性和创造性的部分，并往往以对原发基因和标准的比照、借鉴为前期准备与出发点，即使最为极端的对抗性策略与行为，原发现代性也仍然是其潜在的背景和参照关联项。这里存在着一种反思、反省的意识，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反思性不仅存在于原发现代性内部的纵向维度之间，在中国这样的继发现代性这里更具有多重意义：既是现代性基本机制的内在要求——观念、意识层面对社会、制度层面的纵向反思，又包括对西方原发现代性的植入给本土传统造成冲击的横向反思，还包括了对西方挤迫下的中国历史处境、时代任务的自身反思。落实到生存处境上的现代反思其实就是一种自觉，本身即是一种现代性的态度。
“自觉”说的前提是把全球现代化进程看成一个整体性的现代事件。在这个连锁突变的反应链中，从原发结构输出的信息与能量传递到继发地域，有一个从被感知、被判断到作出策略性应对并通过实施行为改变旧结构、建立新结构而产生新能量的过程。“自觉”就栖身于这一过程之中，是继发性突变被“点燃”和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关键环节。正是知识精英的“自觉”与策略性选择，决定了突变的方向感，也决定了继发结构的形态与特色。我们认为，在原发现代性向继发现代性横向的连锁突变传递中，对于现代性植入的“自觉”应对，是继发性突变的起始与标识。它首先是对社会突变的感知与思考，在外在刺激和自身反思中，萌生了对身份、目标、行为的“自觉”，并带有策略意识，要拿出方案在现实中去取得效验。凡是由现代性事件的传入而引起的“自觉”应对（反思、策略、行为、结果），在最宽泛、最灵活的意义上均属继发现代事件。在作为世界现代事件的组成部分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巨变中，自觉的主体是传统儒学文化氛围里生长和蜕变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觉的客体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分子的“自觉”由多方面认识所构成：首先是对于时局巨变的真切感知及创痛感和耻辱感，产生必须应变的自觉意识；其二是对巨变与创痛原因的理性反省，产生变革的渴望、动力和决心，以及对于变革目标的自觉设定；其三是在变革的渴望与使命感促使之下，对于改革道路的理性探求和对于不同策略方案的自觉选择；其四是反观自身对于文化身份的认知，对于自身传统的文化自信和对自身文化立场的自觉。就不同倾向的知识精英来说，其自觉的构成会有不同的侧重，尤其最后一方面并非所有精英分子的选择。但总的来说，在中国近现代异常复杂艰辛的巨变过程中，知识精英之“自觉”的主要标志，就是对于这一现代事件的策略性应对，从而有社会与思想变革的迫切需要与具体实践。以救亡图强为目标的宏观的“策略意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最突出特征。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性起点，中国感受到西方现代化力量的强大冲击，逐步形成自觉的回应。知识精英以洋务运动求自强，是在小范围内的“自觉”，其应对策略还局限于技术的层次，戊戌变法就开始从制度上求变革，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大范围的“自觉”和全方位的应对，它由“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所决定，深入、全面地触及到现代性问题，展开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全民性的“启蒙”运动，点燃了此后席卷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引线，种种策略行动都以此为发端。精英分子的“自觉”在这一连锁反应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激发作用，在作为继发地之中国的现代事件由此全面展开。到这时，美术作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才真正被纳入现代文化的视野之中，无论主张全盘西化还是坚守传统，无论强调中西合璧还是走向大众，其一系列口号的提出，都体现了创作者和理论家在中国美术出路问题上的“自觉”和策略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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